2004年4月16日下午，应北京启民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李柏光的邀请，我到位于北京大学东门的万圣书园参加《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本文依据很不完整的个人记录改写而成，此前曾以《“公民罢免年”前途渺茫》上网发布过一份初稿，此稿是经多位朋友核实指正的改定稿。 研讨会由李伯光博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介绍了自己介入农民罢免活动的大致经过：“2003年10月中旬，率先在中国新闻界报道过许多大案要案的原《中国律师》（现为《百姓信报》）和《中国改革》记者赵岩找到我，问我能不能为农民提供一些法律援助。我说可以。于是，赵岩向我介绍了福建省宁德地区福安市下属几个乡镇的失地农民遭受侵权的情况。2003年12月上旬我去福安下属四个镇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亲眼目睹广大失地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及黑恶势力控制乡、村两级政权的黑暗现实。按照我和福安市四个乡镇所属六个村的村民代表的约定，这几个村的农民请我做他们的委托代理人。从福建回到北京后，赵岩又把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农民领袖董达带到我的办公室，希望我也给董达他们做法律代理。我就这样直接介入了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两省四地农民的罢免活动，详细情况请赵岩先生给大家介绍。” 赵岩在会议发言中介绍说：“我在《中国改革》农村版担任新闻部主任期间，不断有来自全国的失地农民反映情况，领导派我到各地去调查采访，就这样我认识了许多失地农民的维权代表。”“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秦皇岛市卢龙县农民董达吊着胳膊来到《中国改革》，（董达以前在饮料厂打工时炸断胳膊，胳膊里面被植入钢条，2002年他带领落户卢龙县的桃林口水库移民在县政府门前上访，被警察拉断了带伤的胳膊。）我看到他的胳膊露着钢针淌着脓血，就当场表态：你们的事我一定要管。我向当时的农村版主编桂晓琦紧急申请，急急忙忙带着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实习记者李敬、郑现莉赶赴秦皇岛。在秋风飒飒中亲眼目睹库区回迁农民躲藏在草棚子里衣食不保的悲惨生活。由于总编温铁军严令记者不得在‘十六’大期间外出采访，我们没有完成到唐山市进行采访的计划就被召回北京了。”“2002年11月，我带着北大实习生李敬到福建省福安市穆阳镇苏堤村采访。这个村的灌溉水渠被改建成穆阳溪发电站后，每逢发电和下雨，水渠便发生渗漏故事，当地农民的农田房屋被冲毁，几十条生命被夺去。26年来，失地农民没有得到1分钱的补偿费，高达几千万元的土地补偿金全部被政府侵占。该市市长蓝如春因为收受贿赂5万元和20条中华香烟，曾经被2002年的新华社《福建内参》检举揭发，蓝如春买通福建省纪检部门，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还升任福安市的副市长。” “发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和闽侯县的情况更加严重。1997年开始，福建省福州市为了建设‘东南汽车城’，一下子圈占了4000亩耕地，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的首期耕地只有1000亩。在没有与失地农民正式协商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把应该发给闽侯县青口镇近万名失地农民的2.4亿土地补偿费入股‘东南汽车城’，市、县、镇三级政府从中大捞红利，失地农民每人只得到800元的补偿费。领头告状的农民吴世松被逮捕判刑后在狱中惨遭毒打，最后又被推出监狱曝尸街头。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哑巴帮’杀人放火无恶不作，2000年11月6日曾被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公开曝光，《新闻调查》也曾经报道过闽侯县廷平镇一个侯选村主任被残杀的事件，‘哑巴帮’的残余势力直到现在依然横行霸道，甚至直接控制了乡村两级政权，当地政府对‘哑巴帮’可以姑息纵容，对于失地农民却只有血腥镇压。” “这一次的罢免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我在苏堤村采访时，农民问我1998年11月4号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好不好使？我告诉他们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不久，哈尔滨就发生过首起农民罢免村官的事件，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寿蓓蓓和我一起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农民又问我为什么政府不允许罢免活动？我说这个事还得研究研究再说。2003年3月1日，福建省福安市穆阳镇苏堤村村民、穆阳镇退休教师协会会长兼老年人协会会长廖孟康打来电话，和我商量运用宪法罢免福安市长蓝如春一事，并且起草了罢免理由书，3月5日，缪孟康、缪绍和到北京送呈罢免理由书时，已经有2000多名当地公民连署签名。4月5日，我向刚刚担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的李伟东申报新闻选题，并且到福安市签名现场进行采访。4月8日，福建省福安市下属几个乡镇的1万多名公民在多年上访无效后，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向宁德市人大和福安市人大正式递交罢免市长蓝如春及其他官员的罢免理由书，我当时陪同他们一起到福建省人大，当时负责接待的一位处长所说的一句话令我吃惊，他说：‘如果这个事情做成的话，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起罢免市长的案例，在‘非典’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协调，和我一同来到福安的共有7家新闻单位，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记者组。离开北京之前，‘新闻调查’的余仁山已经就相关法律咨询过杜钢建、蔡定钊、张祖桦、刘军宁等宪法专家，并且经过台长的选题审批。‘新闻调查’记者王猛等3个人到福安后，每天采访几百名当地农民，福安人民非常高兴。然而，3天之后，这些央视记者却被宁德市委宣传部给拿下了。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公民联名罢免市长没有法律依据，需要10位人大代表联名才能够罢免市长，我问他们说：你们来之前不是已经咨询过宪法专家了吗？！这里的人民代表不是人民选举的，他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怎么办？！与此同时，《中国改革》福建记者站站长巴长亮给温铁军打电话，说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与党和政府进行对抗的行为，政府肯定要镇压。我说这不是对抗行为，而是法律行为。经过蓝如春、林绪荣、巴长亮等人到《中国改革》杂志社游说，由我和李敬、郑现莉写作的原定刊发的新闻稿被总编温铁军叫停。2003年10月，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蔡淑仪，因为四川省自贡市的失地农民维权案采访我和俞梅荪，我想到香港和大陆一样处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下，就问她福安这个事件是不是感兴趣？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到福建省福安市和闽侯县进行采访，并且请刘军宁和张祖桦进行点评。福安市4000多人按过红手印的公民联署罢免书，也被蔡淑仪带到香港去了。” “唐山这件事是这样的，春节期间俞梅荪的母亲去世，我看他心情不好，就劝他说大过年做些事情也不错，刚好有一位黑龙江的女作家也在北京，我们三个人就到了唐山市丰南区的张友仁家。我把福建省福宁市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又让他们重新把宪法和行政法学习了一遍，就这样启动了今年‘两会’期间的公民罢免活动。” “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2003年第2期的《中国改革》农村版以《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为题报道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东南汽车城’的侵权案件，镇里的9个党委常委每人集资3万元拿到北京，要把我从《中国改革》除名，下一期的《中国改革》杂志上就没有了我的名字，社里说是一不留神把我的名字给卡掉了。青口镇的这些人拿着杂志给当地农民说：你们看看，赵岩已经被开除了。今年3月29日，我从‘保钓’行动的出发地厦门返回福州，专门来到青口镇，告诉当地农民我还没有被开除，并且专门到被害死的维权农民吴世松的坟头上了一柱香。3月31日，福州市下属两个区县近百名农民去新华书店购买修订后的宪法单行本，当天晚上我到福州市仓门区城门镇濂江村林正栩家，和50多名失地农民代表一起学习宪法，使他们明白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政精神。” “前不久吴邦国委员长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把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人大立法、监督工作的重点。我认为，中国的现行宪法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对于中国公民依法罢免政府官员的签名活动，政府应该予以支持，各级人大也应该予以受理和关注。” 赵岩发言后，俞梅荪和我先后介绍了因为唐山罢免案而引出的俞梅荪与张友仁大逃亡的经过，由于网上已经有多篇文章介绍此事，此处省略。我在会上特别介绍说：“昨天晚上22点40分，我已经上床休息，突然接到秦皇岛市的移民领袖董达打来电话，说是他正在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长途汽车上，从秦皇岛赶来的警车在香河收费站拦住了长途汽车，要把他和同行的几个人带回卢龙县去。刚才赵岩发言时，董达再一次给我的手机打电话，说是已经被卢龙县警察带回家里看管起来，就在现在，从秦皇岛来的7、80位移民正在水利部门口上访闹事，董达问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不知道怎么办，就把手机交给了李柏光博士，请李博士回答一下董达应该怎么办？”李柏光博士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秦皇岛和唐山的移民代表一直被当地政府严加监管，大部分的上访移民都没有办法到北京来。这一次本来想请董达和张友仁他们当面给大家介绍情况，他们都因为丧失人身自由而没有来。 宪政专家张祖桦先生发言说：“中国农村正在出现严重的治理危机和大规模的贪污腐败，中国有8000多名贪官污吏携带6000多亿人民币的赃款从事国际大逃亡，这两天正在拍卖河北省贪官李真的赃物和财产，李真和程维高倒卖500万美金就可以拿到2000万元的贿赂，像这样动辄上千万、上亿元的贪污受贿案已经没有一点新鲜感了。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其实并不可怕，最为可怕的是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政府与黑社会勾结，任意动用公权力来对付普通公民。再一个现象是无法无天。昨天我在网上看到小学教师黄静被奸杀案，司法部鉴定中心去鉴定时，连死者的内脏都找不到了。像这样人命关天的事情，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谁都不肯负责任。河北的郭光允是一个处长，他依法揭发程维国等人贪污腐败，反而被关进监狱，出狱后上访6年仍然没有结果，直到程维高被逮捕后才得到平反。第三个现象是政府与民争利，地方政府通过搞开发区大肆剥夺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存权利。另外还有政府负债、司法不公、信息垄断、控制新闻以及大搞政绩工程，这些丑恶现象导致政府的信用缺失，根本出路就是落实民主和奉行法治。现在的宪法形同废纸，官吏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一万条公民权利不如真正落实一条公民权利，当务之急是把违宪审查机制确立起来。胡星斗教授关于废除劳改制度的提议到现在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么多年了，现在还只能选举一个村委会主任，连村支部都不是农民选举的，乡镇一级的公开直选根本就谈不到。政治体制改革早搞比晚搞好，应该汲取清朝末年和国民党倒台之前的历史教训。”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说：“我家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申诉材料有一、二千份，堆积如山，把上访人员当成法轮功打成残废的情况，不单单是在唐山有。要杜绝这种现象，首先应该建立司法独立体系。第二是建立责任政府，实施问责制。第三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宪法中确实规定了公民享有依法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力，应该制定罢免法来规范这种罢免活动。现在最大的障碍是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和暴力行政，如果能够建立起罢免机制，对于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会有积极作用的。第四点，罢免制度的确立可以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防范地方政府暴力行政，使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不被彻底流失掉。第五是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水平。我在电视上一看到政府官员大谈《公民道德准则》就感到好笑，没有像样的政府就没有像样的道德，你不能指望老百姓全都是傻瓜。这样下去中国很可能会一步步陷入动乱之中。” 另有一位女学者在发言时指出：“现在存在着严重的权利私有化趋势，让政府自己监督自己是不可能的，罢免也好，公民直选也好，都是公民自我教育的最好实践，让政府官员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是不可行的。” 着名维权律师李建强发言说：“我是昨天专门从青岛赶来的，我是黄静案的代理律师，黄静的内脏是我亲手交给警察的，现在却找不到了。我认为在公民维权活动中，律师更应当发挥作用。赵岩和俞梅荪做的这些工作，如果律师们加大参与力度的话，应该能起到很大作用。从去年开始公民维权活动已经走出了实现宪政的第一步，我所代理的黄静案、杜导斌案、罗永忠案，效果虽然不理想，对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光是写文章开讨论会，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我在基层当律师，遇到最多的就是农民官司。最近还有一个案件：农民选举村主任，选出来的不是乡政府指定的那个人，他们就不给村主任公章，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结果……”从赵紫阳时代就开始从事战略问题研究的国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力群发言说：“我前不久到汉江源头去考察，没有想到那里的农民也在闹事。那个地方位于四川、西藏、陕西的交界处，正在搞一个大型水电站工程，三个镇的移民认为他们的补偿费低于邻近的另一个县。我刚才也在想：失去土地的农民怎么办？地方政府黑帮化怎么办？你们闹的这些事怎么办？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牺牲城市化偏重工业化，改革初期是工业化领着城市化，现在是城市化领着工业化，农民手中的土地变成各级政府聚敛钱财的最大资源。中国的特权阶级一贯很自私，他们不仅仅损人利己，现在甚至走到既损人又不利己的绝路上了，上无可退，下无可忍。地方政府大面积黑帮化之后，中央政府只能是口头抚慰受害者和口头警告加害者。中国的现行法律是只有面子没有里子，什么法律都有，就是执行不下去。中央政府想执行的时候，就出台各种条例和细则，不出台条例和细则就执行不下去。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利就是争出来的，里子是靠我们这些人来填充内容的，能够帮助人家（指失地农民）干多少事就干多少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农民历来都是求生存杀贪官，现在是求生存学宪法罢贪官，这就是历史的进步。这几个地区的宪政活动可以给全国带一个好头，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可不可以罢免他们？这对于中央政府也是一个挑战和检验。” 由于时间关系，应邀到场的王俊秀、许志永、王天成、卜思达、寿蓓蓓、陈永苗、郑现莉、周鸿陵、淮生、韩福东等多位佳宾都没有来得及发言。李柏光博士在研讨会结束语国强调说：“真正的宪法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活在人们心中的信念，是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政府行为和人民的生活方式。爱因斯坦说得好：真正的宪法是活在人们心中的神圣信念，宪法的生命和力量、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依赖于人们去捍卫它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当每个公民都意识到他有义务为保卫宪法做出自己的贡献时，宪法上的权利才有保障，宪法才会存在。” 当天晚上，我给董达家里通了电话，董达告诉我：“卢龙县公安局的警车还停在我家门口。从2月25号到3月27号，我一直被警察软禁在家中不让出门，今天又开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人身自由。我这次到北京本来是想见一下李柏光博士你们几个人，同时也到积水潭医院复查一下（2003年夏季，北京大学实习记者李敬帮助董达募捐9000余元人民币，董达的胳膊在积水潭医院重新做了手术。）秦皇岛市的公安局长听说我去了北京，亲自给长途汽车司机打电话，要他在车上查每一个乘客的身份证，看看有没有董达和李永刚这两个人。查到我时我说没有带身份证，我还把积水潭医院拍的X光照片给他看，说我是到北京看病的。没有想到走到香河收费站时还是被警车给赶上了。回到卢龙县后，他们把我送回家，把李永刚和张建利两个人关押在派出所里，我们有5、60个移民到派出所去抗议，派出所才把两个人放回家。到北京上访的那些人今天把水利部门口的武警给打了，我劝他们千万不要冲动，我们这些移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可以执法犯法，我们就必须依法行事，要是法律也靠不住，我们这些农民就没有任何出路了！” 2004年4月22日，我与董达再次通电话时，他告诉我说，当地政府现在以每天120元的代价雇佣本村人看管他，只要他一出门就有人汇报上去。他的电话和手机都被监听，只能跑到朋友家里去打电话。俞梅荪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去年是“公民维权年”，今年变被动维权为主动出击，应该称之为“农民罢免年”。然而，就目前来看，2004年的中国能不能够真正成为农民罢免年或公民罢免年，前途实在是非常渺茫！ 2004年4月17日初稿，4月24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