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获得2004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提名的汉语作家有：陈桂棣、春桃（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学者，政论家），蒋彦永（医生），杨小凯（经济学家），朱厚泽（政治家，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本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胡平先生和蒋彦永先生。 三． 在政治学领域，汉语的论述是少见的缺席，即使论述，也多流于空疏、势利或权宜，胡平先生的论述是难得的例外。1979年他投入民主墙运动，发表《论言论自由》长文，这篇文章已成为汉语世界的经典。在二十多年来已近山积的中国政治学文献中，这篇文章仍堪称第一。因为它不仅表达了迄今中国大陆不曾享有的人权，而且它的论述风格也有别于书生论政的汉语传统。 胡平先生是“绅士的”（陈子明先生语，1986），在关于自由的从容表述里，胡平先生少了启蒙时代西方先哲式的激烈，但他跟后者一样立足于推动人类进步和人性的自我解放、自我完善；胡平先生也不同于后现代的学术大师，因为他直面极权、专制和一切非义反人性的存在，只不过他的武器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他的理性风度不是冷漠，而是对血腥、眼泪、罪恶、死亡的民族历史和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经验的包容。他的理性武器有着手术刀般的锋利。透过胡平先生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想见，这种文明理性其实是激情的另外一种形式。 胡平先生对汉语世界的贡献使得他很早就遭遇汉语世界的流放，他不容于体制，也拒绝选择反体制的体制生存。在中国，吃体制、吃国家、吃人、吃教、吃主义、吃良知、甚至吃代表者多多，但胡平先生和像胡平先生一样的人却像古代汉语里那些“骑瘦马的人”一样热诚地注视着自身和同胞的生存，默默而执着地推动着中国人的自我完善。1987年初，他离开中国大陆，再也不能回来。 胡平先生是海外华人中难得的有着“来路和去处”的汉语作家，他的写作从未迷失过。他不曾参与1989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但他1992年问世的《中国民运反思》是对这一运动最理性的论述。在离开祖国的岁月里，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大陆的命运，尽管他的文字被屏蔽，但到新千年，网络这一虚拟的空间成为华人实在的生活内容时，他的不少长文只能在网络出现，仍被习惯短小简捷网文的网络大虾们尊为“网络中文写手第一”。 胡平先生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创造的“胡平体”政论风格是对毛体文字、新华体风格的真正消解和正当置换。他的研究论述《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中国版，也是对后者的非学院式超越。不仅普通的中国民众，而且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情愿认罪的“思想囚犯”或自觉归队的“帮闲”，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余英时先生语）。胡平先生的论述即是对这一页迄今最为深入的索解。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识到胡平先生的悲剧。那就是他失去了近二十年中国生活的经验，他失去了土地，也并没有得到天空，他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自由的心态限制了他的思想精进之路，使得他近年来的言路和思路失去了先前的锋芒。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亟需变革的政治哲学时，胡平先生没能贡献出应有的成果。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这种个人的和汉语思想的悲剧怀抱同情的理解，并对胡平先生本人深怀敬意。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胡平先生的论述不仅为五十多年来汉语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学产出，而且代表了汉语对世界的正当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胡平先生代表作：《论言论自由》《中国民运反思》《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 四． 蒋彦永先生已经高龄，他退休前是一位医生。 古语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蒋彦永先生一生救死扶伤，专心于人身的病理疗治，与社会政治进程少有关联。但在晚年，他却破门而出，为这个全面沦陷的民族发出了救赎式的呐喊。他的声音是一个充满罪与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暗哑的被绑票的民族悲愤而高贵的人心证明。他的声音并非高深雄奇，他的声音也非真理、大师、学问、思想的化身，他有的只是朴素的真实，他的声音是他人生自然的展开。在地球人都看着中共政权及其子民上演“非典”的荒唐、官僚、专制、犬儒、自污的天灾人祸闹剧时，他的声音挽救了民族的名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一个人的“倒萨”战争不仅实证了大医精诚的慈悲之心，而且荣耀了古代汉语称赞的圣贤君子人格。 蒋彦永先生还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对手，他度过了个人面对极权政治、专制生活无力卑微而又屈辱的岁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时代的缝隙和技术文明带来的便利，迅速把近乎佚名的自己提升为与罪恶的国家政权对抗的孤独而有力的精神个体。他开掘了我们民族荒芜已久的道义资源。在他孤身挑战帝国的颜面和真相时，他清楚地知道，他背后有着蒙尘广众的人心，以及人类主流文明。 蒋彦永先生有着坎陷到谷底的民族社会陌生久违了的健康人格，他身受极权神权降临中国大陆之前的文明教化，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命信仰，他证实了大化之道、生命德性、良知正义的存在。他是数代中国人中正在彻底离开的老一代知识人。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王康先生语）。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在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蒋彦永先生晚年的言行却道出最大忍耐的至善形式，那就是，不忍。他以中国圣贤的不忍之心教训了国家，也教化了中国生活。 将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教训帝国的事迹与蒋彦永先生的言行相比并不十分恰当。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蒋彦永先生为无数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示范，即任何中国人只要触及人生社会的真相，就不可能逃过政治的罗网；在蒋彦永先生自己，他也许只是怀抱求得自己心安这一简单的信念，这种信念却是真正政治力量的源泉。任何中国人，只要洞察了这种政治的本源，并有意识地改善他所处的环境，就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陈初越先生语）。蒋彦永先生为半个世纪以来劣质化到极点的中国政治提供了获救新生的可能，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家一点儿也不神秘，他们就是真诚地信仰政治的最高道义准则－－生命至上原则－－并愿意为此在他力所能及的领域里，倾注心力，不懈践履，为自身和社会全体成员请命的人。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蒋彦永先生的写作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在参与拯救沦陷蒙难的当代汉语的写作队伍里，蒋彦永先生的贡献是极为重大的。 蒋彦永先生代表作：《就萨斯真相致中外媒体书》《为六四问题致中共书》 2004年5月9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