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什么？

（北京）余世存


蒋彦永先生已经高龄，他退休前是一位医生。

　　古语称，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蒋彦永先生一生救死扶伤，专心于人身的病理疗治，与社会政治进程少有关联。但在晚年，他却破门而出，为这个全面沦陷的民族发出了救赎式的呐喊。他的声音是一个充满罪与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暗哑的被绑票的民族悲愤而高贵的人心证明。他的声音并非高深雄奇，他的声音也非真理、大师、学问、思想的化身，他有的只是朴素的真实，他的声音是他人生自然的展开。在地球人都看着中共政权及其子民上演“非典”的荒唐、官僚、专制、犬儒、自污的天灾人祸闹剧时，他的声音挽救了民族的名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一个人的“倒萨”战争不仅实证了大医精诚的慈悲之心，而且荣耀了古代汉语称赞的圣贤君子人格。

　　蒋彦永先生还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对手，他度过了个人面对极权政治、专制生活无力卑微而又屈辱的岁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时代的缝隙和技术文明带来的便利，迅速把近乎佚名的自己提升为与罪恶的国家政权对抗的孤独而有力的精神个体。他开掘了我们民族荒芜已久的道义资源。在他孤身挑战帝国的颜面和真相时，他清楚地知道，他背后有着蒙尘广众的人心，以及人类主流文明。

　　蒋彦永先生有着坎陷到谷底的民族社会陌生久违了的健康人格，他身受极权神权降临中国大陆之前的文明教化，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生命信仰，他证实了大化之道、生命德性、良知正义的存在。他是数代中国人中正在彻底离开的老一代知识人。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王康先生语）。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在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蒋彦永先生晚年的言行却道出最大忍耐的至善形式，那就是，不忍。他以中国圣贤的不忍之心教训了国家，也教化了中国生活。

　　将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教训帝国的事迹与蒋彦永先生的言行相比并不十分恰当。蒋彦永先生为无数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示范，即任何中国人只要触及人生社会的真相，就不可能逃过政治的罗网；在蒋彦永先生自己，他也许只是怀抱求得自己心安这一简单的信念，这种信念却是真正政治力量的源泉。任何中国人，只要洞察了这种政治的本源，并有意识地改善他所处的环境，就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陈初越先生语）。蒋彦永先生为半个世纪以来劣质化到极点的中国政治提供了获救新生的可能，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家一点儿也不神秘，他们就是真诚地信仰政治的最高道义准则——生命至上原则——并愿意为此在他力所能及的领域里，倾注心力，不懈践履，为自身和社会全体成员请命的人。

　　蒋彦永先生的写作使得中国人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在参与拯救沦陷蒙难的当代汉语的写作队伍里，蒋彦永先生的贡献是极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