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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最早听到杨小凯这个名字,是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当时我还是在北大读书的青年学子.先是在读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史料时,知道当年的红卫兵中,有一个叫杨曦光的中学生,以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惊动北京高层,后入狱十年,是一代文革青年悲剧的代表人物,现在改名杨小凯,是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后来在推动改革最力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看到人在海外留学的杨小凯与其他几名作者联合撰写的数篇呼吁推动私有制的长文,深为他的大胆言论所鼓舞.这个名字,就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
见到小凯本人的时候,已经是十年以后.1998年4月我被流放到美国,5月来到波士顿申请进入哈佛大学.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来哈佛,王军涛陪我从纽约赶到波士顿高新家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在等候,其中有一个貌不惊人,温和斯文的学者微笑着自我介绍:“我是杨小凯”.我当时颇为惊讶,因为印象中那个不到20岁就名闻全国,叱诧风云一时的红卫兵领袖,竟是这样一个气质平和,书卷味浓重的样子.当时小凯正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作访问研究,一直停留到次年夏天.这使得我有机会可以与他结交,请教,不知不觉的他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小凯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为他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尊重,与张炜,许成钢,钱颖一,刘遵义等形成了海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高成就的华人经济学家群体.我一直很好奇他的心路历程:他是如何从一个对政治充满激情的学生运动领袖,在十年监狱生活之后,转变到非常尖端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呢?很遗憾,我一直没有当面问他这个问题.但是,小凯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是与正义,民主和制度建设等自由主义基本价值,以及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社会关怀连接在一起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共同参加哈佛一批中国学生学者的讨论会,我已经忘了具体讨论内容,我只是清晰地记得,小凯曾经做了一个很动感情的发言,提到自己的坐牢经历,认为中国过去经历过的苦难不应当因为现在时空和环境的转变被遗忘.小凯的动情,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这样的人,他不是仅仅以玩弄理论而自立,他始终把学术生命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始终对社会怀有一种责任感.小凯就是这样的人.
这些年来,小凯积极投入到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他的水平与见解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他是有机会在国内“为帝王师”的.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留观点.多年来他始终大力呼吁的主张是两个,一个是用宪政的基础保障经济发展;二是农村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两点都是当局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小凯始终没有放弃或妥协.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哈佛广场一家小饭馆深谈,他仔细地从历史的角度给我分析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是在“光荣革命”的政治制度变革基础上实现的;美国经济发展也是在完成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宪政作为基础,改革很可能会成为权势集团瓜分国有财产的幌子.他对宪政的强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我与王军涛,陈小平等一些政法学者发起组织“中国宪政协进会”,是有小凯的影子在里面的.顺便说一句,小凯对改革变形的担忧,现在在中国正在变为可悲的现实.
最后一次见到小凯,是2001年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访问,当时小凯为我主持了一场讨论会.会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令我感动的想法,他说,现在国内的学者与海外的反对运动保持距离,不能相互呼应,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他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做一些事情把双方联系起来.这是少数能够自由来往国内外的学者敢做或愿意做的事情.这里我再次看到了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政治理念.可惜,小凯走得太早了.
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对小凯的去世,都只能用“可惜”二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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