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本期杂志有两组文章很值得推荐。一组是西南民族学院伦理学副教授萧雪慧女士的上诉书，一组是关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袁红冰及《历史的潮流》一书的情况介绍。

　　我和萧雪慧与袁红冰都认识。一个是成都同乡，一个是北大同学。印象中的萧雪慧是位端庄文静的女性，对自己的事业有执着的追求。早在四川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七八到八二年），萧雪慧就常常和另外一些同学热切地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毕业后任教于西南民族学院，是个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她发起成立了四川青年伦理学会并被推举为负责人，发表过不少文章倡导自由民主、倡导进取性道德。本着“公民的责任感和学者的良心”，萧雪慧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被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中国之春》第103期刊登了她这篇精彩的自辩词）。出狱后继续遭受迫害，不久前她投书上诉，控告成都公检法。这份起诉书胆识兼具，尤其是有关公民权利的论述，不仅富于机智，而且包含智慧，比起上篇自辩词更上一层楼，从而为历史留下了又一篇珍贵文献。四川历来有奇女子，象古代的卓文君、薛涛。现在人们称萧雪慧为巴蜀女侠，喻之为当代秋瑾。

　　袁红冰也参加过八零年北大的自由竞选。那时我们有过一些交谈。这是一个敏感深思型的人物，壮怀激烈却又相当腼腆，他那份竞选宣言很有散文诗的风格。初次向公众陈述己见，由于思绪太多，反而难于被他人理解，所以没能引起更广泛的注意。看来在当时，袁红冰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不过他那个诗人哲学家的气质，使人难以忘怀。经历几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袁红冰，勇气十足，理念坚定，文采盎然。他那本《荒原风》和他参与写作编辑的《历史的潮流》，在沉闷的大陆知识界造成一股不小的震动。

　　“六四”过去三年了。海外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国内的民众究竟在想些什么？其实，这也是国内民众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个缺乏自由舆论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自己也常常不清楚别人在想些什么。我当然承认，认真地了解国内民意民情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我也要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我感到不少知识分子仍然只习惯于扮演“为民请命”的角色。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把大多数老百姓心中的愿望表达出来。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是不是站在了大多数民众的一边。他们总是问自己：“自由民主固然好，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不是也追求它呢？如果大多数民众还没有这个追求，我们倡导自由民主是不是脱离群众？是不是还正确呢？”这些朋友未能理解的是，我们的真正使命，并非在于如何确保自己总是站在多数一边，而是在于如何以正确的理念去赢得多数。既然我们相信自由民主的宝贵价值，假如说在中国还有许多民众对之缺乏理解和缺乏追求，我们不是要为此而放弃自己的目标。恰恰相反，我们更需要大力地向人们阐发和推荐自由民主理想，使之深入人心。这正好是我们推动自由民主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谈到民意。民意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东西，只等我们去作统计而已。真正的民意产生于各种观念的交锋和竞争。人人都希望营养美味的食物，但除非厨师们各显神通，作出各种食物供人们品尝，否则人们无从判断何种食物为最好。有个笑话，一位农民说：“我日后当了皇帝，一定顿顿吃饺子。”你若因此而推断说农民只爱吃饺子而不稀罕山珍海味，那就大错特错了。

　　再说舆论。舆论是指一个社会中积极活跃的那种意见。这种意见在人数上不一定非是多数不可。事实上，古今中外一切重大社会变革，都是在有限的一部分人的发起下和参与下完成的。只有那种积极活跃的意见或思想，才是在社会变革中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以上几点分析，无非是说明我们应当充分重视理念和信念的力量，这一点萧雪慧、袁红冰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中共当局每逢六四忌日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则从反面验证了民主力量的巨大潜能。有鉴于此，我们理当对自己的事业怀抱更大的信心。


原载1992年7月号《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