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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力量，在郎咸平挑起的争论中汇聚
——“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的前前后后
作者：郑荣昌
主流经济学家拒绝参会
似乎是不把中国大陆搅个天翻地覆誓不罢休，8月9日，曾因仰融案和德隆案引起部分学者和官员注意的郎咸平教授，又在引人瞩目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发难，矛头直指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庞然大物海尔、TCL、格林柯尔等，指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席卷国家财富，还喊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国企改制不是国有资产瓜分！
中国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大陆的政府是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大陆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这些年被政府看重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以政府的立场为立场的。大陆百姓就像一个可爱的独生子女，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最不缺人保护的。你郎咸平是什么人？一个原台湾高级将领的儿子，一个香港和美国的学者，也想当大陆百姓的保护人？
而且，你把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只有你是爱老百姓的，他们都是害老百姓的？你和这么多声名赫赫的主流经济学家叫板，岂不是有点自不量力？
有意思的是，郎咸平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得罪他们，相反还以为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他很快就觉得不对劲了，他接到了顾雏军的警告——大意是，我将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手段对付你，还遭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大意是，应善待企业家，国企改制的大方向不容干扰。还有一些他看重的经济学家，如曾经警告“要警惕在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的吴敬琏，则以沉默对待这一切。
于是他感觉到了孤独，不无伤感地对记者说“我希望得到大陆经济学家的支持”。于是，国内多家媒体不无遗憾地指称这是大陆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还有媒体直斥保持沉默的经济学家是“对社会不负责任”。
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这场不对称的“战争”就会归于沉寂，无论谁输谁赢，郎咸平留给公众的都将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这种结果显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接连好多天，郎咸平都处于这种令他难堪的孤独中。
直到21日晚上，正在埋头做学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左大培突然被朋友告知郎咸平其人其事，当天晚上在网站上发出《左大培声明》（全文请见附录），对他表示慷慨的支持；直到28日下午，由一位姓邵的民间人士（以下称他为邵先生）在北京组织了旨在吸引各路经济学家共同研讨这件事情的“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
于是，国内的媒体又几乎是欢呼般地发出“经济学家左大培坚决支持郎咸平”，“5学者北京声援郎咸平”的即时新闻甚至是预告性新闻。
邵先生只有27岁，却非常老到。他显然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者。但是，为了不让主流经济学家产生抵触情绪，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态度，还选择了“搜狐”会议室为研讨会的场所，还首先请动了郎咸平教授。因此，人们一直不知道研讨会的组织者究竟是“搜狐”，还是郎咸平。直到会议结束之后，他才如实相告。
当然，最厉害的还是郎咸平。他一上来就声明：参加这个会议我提出过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邀请中国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骂我的经济学家。组织者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他们。但是很遗憾，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来。为了证明组织者是诚恳邀请所有的人，今天我把被邀请的人做一个汇报，有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茅于轼、王东京等。
可以说，被郎咸平点名的这些经济学家都是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有的就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也就是郎咸平下面就要说的“主导中国20年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有的介于主流和非主流之间。此时此刻，他们的态度无论对于郎咸平、还是对于中国的改革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主张“沉默就是不负责任”的媒体已经将过他们一军，邀请他们参加这个研讨会则如古代主动叫阵的壮士所发的“英雄贴”，那么，郎咸平的这个声明更是把自己放到擂主的位置上，而把这些经济学家放到了似乎是不敢应战的懦夫的位置上了。这，难道又是郎咸平和邵先生合谋运用的一种激将法？
据了解，这些经济学家除了吴敬琏、厉以宁，都是由邵先生通知到本人的，厉以宁也是由他的秘书征求了他的意见的。只是，除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据说，他也属于主流经济学家），他们都拒绝了。倒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杨斌、韩德强都到会了。因此，在一些媒体的感觉中，这个会多少有点像个“挺郎会”，或是新左派的盛会，这是连郎咸平都感到遗憾的。
只好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结盟？
尽管这样，郎咸平不凡的风度和谈吐还是给了数十家到会的记者极大的满足，他的名为“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主题发言更是令人惊异——
“新自由主义学派有一种理论，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有管理权的老总没有所有权，没有积极性，‘全民所有’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把企业卖给私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理论大错特错。其实，国企的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就是保姆，作为保姆，她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是要承担责任的，总不能为了调动保姆的积极性，就让保姆做主人吧。调动国企老总的积极性，只能给高薪，不能给股份。国企的问题不是所有权缺位，而是职业经理人缺位，信托责任缺位。
“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发展国营企业还是发展民营企业，而是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通过改制侵吞国有资产。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能做强，难以做大，能够做大的只能是国有企业。可是，在中国，改革刚刚开始，就给国企宣判了死刑。这是不正常的。而且，这个死刑是以法律缺位的非法性、价格制订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
“像新自由主义学派那样盲目照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危险的。菲律宾承袭美国所有的制度，却没有建立起公平的交易规则，经过40年的运作，官商勾结，席卷了全国的财富，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苏联按照美国两个经济学家给的药方搞了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转成大众持股企业，最后发生了什么？
“其实，美国经济之所以发达，靠的不全是民营化，而是公平的游戏规则，以及保证这种游戏规则不被破坏的严刑峻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而富强起来。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
最有意思的是，自称是喝资本主义的奶水长大的郎咸平居然还说——
“在马克思时代，生产资料是由私人资本家所控制，因为私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剩余价值，产生了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属于全体老百姓。当然，近20年改革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因为改革才能够增进全民福祗，增强国家实力，但对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坦然面对。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导的产权改革是要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经济舞台，把生产资料卖给资本家。它有两大问题，一是法律缺位，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国家的，其实是老百姓的，把属于老百姓的生产资料廉价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通过什么方法，MBO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不行的。如果再加上对于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你们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吗？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
面对这样的言说，不知道喝社会主义的奶水长大的大陆学者如何应对。
媒体也对单刀赴会的张文魁的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寄予希望。只是听了之后，除了批驳郎咸平“国企经济效益不低”那部分，许多人都觉得缺乏新意，还是“正确对待国企改革中的失误”、“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党和政府能够和正在纠正这些失误”之类体制内的学者都会坚持的理念，没有多少新东西。
倒是支持郎咸平的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杨彬等人的发言还有一点新意。但是，虽说是支持他的经济学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郎咸平在言语之间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他说：“我只为我个人的观点表示负责。我只是一个从资本主义过来的做实证的财务学家。我没有感到被打压。我必须划清界限。我是主流经济学家，而不是非主流。”
也许是因为张文魁的发言，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郎咸平再一次回应他的反对者——
“我个人对持有自由经济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是20年以前出现的，那时候谈这个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这个理念。但是很不幸，20年之后他们还在谈理念，而不是谈具体的问题。
“骂我的学者从来没有在数据上挑我的毛病，因为挑不出来，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能够回归到主流，我的对手能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你谈你的理念，我谈我的理念，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清谈误国。”
主流经济学家被迫应战？
果然不出邵先生等人所料，在外界因素的不断刺激下，原来一直保持沉默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及主流经济学家终于开口说话了。于是，关于这次研讨会和这些经济学家的连篇累牍的报道汇成了显然是郎咸平愿意看到的新的论战高潮。
我们来看一个时间表：8月28日上午（举行这次研讨会之前约三个小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重量级并属于主流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深圳中国企业家高峰会现场首先发难，没有点名但措辞激烈地批评郎咸平；在8月28日下午，单刀赴会（指这个研讨会）的张文魁发言批评郎咸平，但他乐于与不同观点的同行坐下来探讨问题的做法得到杨帆的称赞；8月29日，在深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结束之际，许小年和最为引人瞩目的吴敬琏终于发言。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报道，许小年没有说什么，吴敬琏的意见主要为——
“我对郎、顾的争端没有研究，不好发言。但我不同意郎提出的“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我也多次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号召全社会跟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作斗争。借着转制侵吞国有资产的案例确实有，也不是一个两个，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整体情况都不好。郎还有一个背景思想是国有企业挺好的，我也不赞成。”
当记者提到郎在研讨会上点名的事情时，吴说，“有的评论还说拷问经济学家的良知，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有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关于这个研讨会，第一我没有接到邀请，第二我也不能说有请必到啊，如果有请必到我就不能做工作，不能看书不能做研究啦。郎咸平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不会这样，也许是我们的传媒想把这个事情说得更吸引眼球一些吧。”
笔者忖度，这场论战，吴敬琏应该是最不愿意站出来的，因为他既想当经济学界的“良心”，又想为资本和财富说话。可是，居然也被人家用激将法激出来了。因此，吴敬琏站出来，不论他说什么，都是郎咸平的一个胜利。
必须指出，这些重量级或主流的经济学家、即郎所说的新自由派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倒郎派”。与此相反，媒体和百姓以及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挺郎派”。新浪网做的一个调查证明，百分之九十多的网民都是坚定的“挺郎派”。而郎本人也非常重视公众的感受和意见，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主要应听取国企的主人即公众的意见。
相反，人们很少见到主张“号召全社会跟侵吞国有资产作斗争”的吴敬琏将这个问题诉诸公众、诉诸舆论，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最应该注意的恰恰就是“公开、公平”四个字。
确实，在这两年的媒体中，人们看到了太多刺目的标题：电厂改制1500万买下亿元国企、被瓜分的草原兴发、亿万富翁群的诞生、四星级饭店818万元易主、本溪钢铁集团的家族化、寄生在国企上的移通公司、高官一元钱买国企、夹缝中狂吞40亿国资、格力父子之争说明什么、宇通客车的自卖自买之嫌、TCL国企富豪绕着原罪走、湖绸的假破产与真贱卖、优质国企通大的厄运······
在权钱勾结、腐败盛行和中国出现24万名千万富翁、中国出现更多贫困人口、大批城乡人口失业的情况下，人民还能拥护改革已属不易，他们关于“公开、公平”的要求起码应当满足。毕竟，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的东西啊！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公众的意见中，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是一位叫“雪里埋”的网民在人民网上发布的意见——
“郎咸平反映的国资流失问题有目共睹，明察秋毫的经济学家们心知肚明。在我看来，他们的‘集体失语’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装聋作哑。他们其实都看到了皇帝没有穿衣服，但就是不说真话。而郎咸平不过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是：任何改革都须支付社会成本，这个成本就包括国资的流失。国企不改制，也会像冰棍一样融化。既然改与不改都会失去一部分，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资产宁可流失也不坐失。这样的理论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原则，那就是社会公正原则。”
但是，在笔者看来，郎和那些沉默的和不沉默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郎始终强调，他不反对国企改制，他只是反对法制缺位和自定价格式的改制，只是不想让国资流失。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也痛感国资大量流失吗？
郎要让改制停下来，不是要它永远停下来，就像一个背水回家的孩子，郎不是说他不该把水背回家，郎叫他停下来，是因为发现他的水桶漏了，水流出来了，想叫他把水桶补好再回家。这个建议有什么错？难道非要把水流光或流得只剩下一丁点背回家才好？
常识，有时候是不是比理念甚至比数据还重要？
引人注目的是，被郎点名“邀请而未参加”的一名经济学家、自由派阵营中的一员大将、即著名的中国官方智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林毅夫，在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居然脱离了他那个阵营，而对郎咸平的一些重要观点表示支持。
社会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唱反调
也许是受了这个研讨会的影响，仅仅过了一周，由新浪财经、《外滩画报》、《新远见》杂志社发起的“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也在北京举行。这一次，会议发起者邀请的主要是社会学家，而且是一些与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社会学家。因为发起者认为，这场争论也和社会学家、法学家、甚至和哲学家有关。
有意思的是，尽管同样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这些社会学家的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却主流经济学家大相径庭（当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也有很大差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应该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吴敬琏不希望看到的坏的市场经济。目前这场争论就关系到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但目前的争论有点混乱，硬说“讲效率就不会有公平，讲公平就不会有效率”是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
他说，在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的凸现出来，矛盾越来越突出。两个主题是什么？一个就和效率有关，就是建立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还有一个就和公平有关，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面对这种张力，政府在调控中多少有点两难，经济学家也大体分成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派。自由主义派更加强调效率，新左派更加强调公平。他个人对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赞同的，但无法坦然面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他说，公平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追逐自己利益能力的不同，强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强，弱势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他给这个已经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开的药方是，赶快建立“以权利均衡为基础的宪政主义的合作体制”。
他还说，这场讨论之所以激起这样大的反响，可以说触到了社会的痛处，可以说这样的一场争论非常有价值。
真是无独有偶，虽然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却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侯若石也发表了与孙立平教授类似的意见。他说，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既是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的问题。它还是引起全球关注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他说，现在国际社会越来约重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协调，这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是2000年各国首脑大会定了发展目标，要在效率和公平方面解决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张企业要负社会责任。我国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却不是这个东西，而是效率就是一切，只要创造财富就是有效率，不管是否公平。
他说，谋求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这个过程肯定是漫长的、曲折的，但是不能动摇，片面追求效率就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这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发展中国家60年多年、拉美国家独立以来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最后他说，在中国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时鼓吹贫富差距的合理，这样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改革主张，我觉得是有害无益的。
中央编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的观点也和他们接近。她说，对于改革当中的公正问题，她和秦晖很早就注意到了。因为她和秦晖都是搞历史的，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都做过研究，由此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她说，并不是搞私有化就导致社会权贵主义的形成，关键是路径选择怎么样，看你有没有注重公平问题，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很多人都说，政治体制改革会导致社会主义的终结或者导致左派的终结，这是无稽之谈，其实整个东欧左派的力量始终是很强大的。很多人一谈到休克疗法，就说是俄罗斯和波兰采取的过激措施，其实波兰并未搞过休克疗法，俄罗斯搞了一阵子，也没有坚持下去，真正搞休克疗法的是中国。
胡星斗虽然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但他比较注意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他说，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设计的。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两党轮流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左派政党更多地强调公平，右派政党更多地强调效率——当然也有强调公平的方面。但是中国不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
怎样才能有更高的效率、更多的公平。他认为不能像郎咸平说的停止MBO改革，停止产权化改革，因为停止改革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但在当前的形势下，确实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解决不公平的问题。怎么解决？应该挂牌进行国有资产的拍卖，应当更多的招标、投标，用民主参与的方式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没有民主参与，我们又搞市场经济，最终肯定是不公平的社会，肯定是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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