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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十五大之后，“国企改革攻坚战”成为时髦，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长沙在1999－2000年间对一批赢利的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这是世界各国包括中东欧转轨国家在内在公开领域（偷着干另说）都前所未见的“激进”做法。我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我最激烈。
2002年十六大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舆论认为这是正式放手让“各级政府各自处理各级资产”。同时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明年将是“MBO年”。我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我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有人把我的产权改革主张简化为“只分不卖”、“民主先行”。这种归纳是有误差的。我的确相信，公正的改革应当“在起点平等之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竞争）规则平等之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我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追求所谓的“最优配置”而只能追求最公平的配置，配置的“优化”应该在产权明晰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在此之前以权力指定“优者”并使其拥有特殊“配置”是不合理的。我也认为“先发展后民主”对传统私有制国家不失为一种选择（是否最优选择且不论），但转轨国家不能搞“先私有化后民主”。因为像新加坡那样的传统私有制国家发展市场经济，逻辑上只需要一个有限政府（而未必是民选政府）来维护竞争秩序。但是转轨国家进入市场经济除了需要维护秩序，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自然人的产权初始配置问题，在国民与政府间没有明确的公共委托－代理程序（即民主程序）的权力很难解决“看守者交易”的问题，难以使这种配置具有公信力。如果不考虑民主的其他价值而仅仅从经济上着眼，那么“父权－父责天然合一”的命令经济不需要民主——“父亲”没法选举，但他也逃避不了责任。转轨之后的常规市场经济也不那么需要民主——那时的经济生活中主要通行“双方交易”，“公共选择”的领域较小。唯独这两者之间的转轨时期，民主，而且是“经济民主”十分重要，因为那时“父亲”已经没了责任，已经让子弟们“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了，可是控制“家产”的父权却仍然在他手里。而不许公众说话、没有公众参与的“化公为私”天然缺乏公信力。就像当年的小岗村，分地时必须“十八个红手印”先民主一把，分了地之后民主不民主或可另说。有人主张学习李光耀，我说李光耀就算是个榜样，他也不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起家的吧？要学李光耀，请先“大家处理了大家的事”，通过“民主分家”实现了新加坡式的产权结构，再请老李来独裁也罢（当然，如果那时老百姓同意的话）。假如不是这样，而是一开始就让他不受制约地轮番用权，先把大家的私产都抄没入官库，再把库中之物“界定”进自己的私囊。如此“抢来本钱做买卖”之后，只怕新加坡也决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但是，起点平等并不等于“只分不卖”。由于过去“左右”两边都借斥责“证券私有化”来否定起点平等与公共参与，我们不能不澄清与此有关的事实：实现了证券私有化的捷克是中东欧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而为人诟病的俄罗斯虽然声称搞了、却并没有真正搞过证券私有化。但是，我们并没有忽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包括捷克1997年后显现的公司治理问题。我们更没有“只分不卖”的主张，实际上只要在公共选择的原则下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像捷克那样在公民中进行平等的初始分配以产生“卖者”，或像匈牙利那样由一个具有充分的公共选择－监督代理功能的政府把公共资产变现后用于提供转轨时期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所需，都是可以的。起点平等也并不等于起点平均，勿宁说它更强调起点的公正与清白：只要在转轨中能够制约权力，尽量避免“抢来本钱做买卖”，在此过程中各阶层都有利益表达的机制、都有集体谈判的功能与参与博弈的途经，在公共资产的处置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诉求，那么，由此形成的配置即使最终并不平均，也会为公众所认可，所愿意接受，从而具有公信力，具有不仅是成文法而且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即道义上的）合法性，不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翻盘的社会冲动——那么从最基本的底线上讲，这样的配置也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起点平等的。
关于民主也是如此，“民主先行”并非一定是一步到位的激进变革，但也不能“渐”而不“进”，它应当实现上节所述的那些公共参与，至少应当使这种参与的进步与公共资产处置行动的公共性或“外部性”相适应。而且应当注意参与的大致均衡：例如，工会自治就不应当落后于商会自治的程度太远。中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表明，即使为此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从长远看来那也是值得的。事实上，按“交易费用”理论的本意，减少交易费用的途经也决不是剥夺人的交易权利，而是通过契约组织整合交易行为，例如，集体谈判就要比分散的个人非理性抗争更能节省全社会支出的交易费用。
“减员增效与就业优先的‘辩证关系’”——国有资产“减值”妙诀
综上所述，郎咸平今天提出的问题我在过去11年间几乎都已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与我相同或相近。当然，郎咸平关于那几个公司的具体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评。但我非常同意他对多数问题的揭示，而且他的行为方式对于提请全社会注意这些问题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我当年微弱的呼声所无法相比的。就此我们应当感谢郎先生。必须指出，尽管这次“主流”方面不少人提到郎先生指出的问题秦晖早就讲过，而且据说似乎比郎讲的还好。但是在那时，并没有什么人（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中人）对我表示支持。而且就在这次的讨论中显示出，“主流”方面的一些朋友对问题的严重性依然缺乏认识。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也很难苟同。
例如一位朋友说：学者不应该在乎民意，应该有勇气与民意唱反调。这话有没有道理？要看对什么问题而言。学术问题当然只能求真而不能媚众，如同不能媚上。但是公共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就郎咸平提到的几个具体案例来说，的确正如张维迎所言，不能仅以民意的是非为是非。格林柯尔有没有问题，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调查证据，由法官或审计部门来独立地裁决，不能仅因民意汹汹就定人以罪。学者也应审慎表态，不能仅仅因为民意倾向郎咸平就附和他对那些具体案例的判断。
但是如果超越具体案例，从政策层面谈论一般意义上的国资产权改革，它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要处置原来法理上是属于公众的资产麽？处置公众的财产难道可以不听公众的意见而只考虑“学术上正确”？比方说，张教授有一所房子，别人，哪怕是个比张教授更有学问的经济专家，就可以不管张教授的意志而根据“学术上正确”的某种资源配置理论把这所房产“配置”给别人吗？
郎教授的一些提法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他说国际上讲的MBO不是指管理者购买自己所在企业的产权，这BO即buy out,是购买外边的股票，像中国这种“自购自”应当叫做MBI,即买内部股（buy in）。但是据我所知，国外文献中虽然确实偶见MBO/MBI这样的提法，但绝大多数论者，无论是议论西方、转轨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私有化话题时，他们谈到的MBO就是指经理购买本企业。而且与之并列的还有MEBO(MANAGER & EMPLOYEE BUY OUT,经理与雇员共同购买本企业)、EBO(EMPLOYEE BUY OUT,雇员集资购买本企业)等缩略语，其BO的意思相同。从英文词义上讲，buy out就是“完全买下”、“买断”之义，也不是“买外边的”，而且buy out与buy in也不是反义词。从常理而言，MBO是在传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理论受到挑战、相信经营者控股、所有权经营权合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想法的一种实践。如果像郎先生所说，只是经理购买了外边一个不相干的企业股票，那就与一般的股民购股行为无异，有什么理由成为一个特定的经济概念并形成专门术语呢？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但反对或赞成是一回事，MBO本身是什么意思，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一般而言，我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由于如今宏观环境与制度背景的作用，产权改革的公信力缺失不仅仅是案例性的。即便是一些理论上讲本来无可厚非的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也会被不公正地扭曲。我认为即使是郎先生对此也缺乏考虑。
例如，笔者最近听说一个故事：某个国有企业，原先有一千多职工。十五大以后，企业开始了“改革攻坚战”，主要内容是“减员增效”。当时并没有搞产权改革，厂子仍然是“国家”的。在“国家”面前谁能讨价还价？而且既然产权未变，没有“私有化”的嫌疑，自然也避免了意识形态风险。于是改革进展顺利，职工们纷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地加入了下岗队伍，两年后厂里只有三百多职工了。冗员既减，效益自然也就颇有改善。
这时，“国有资产退出”的产权改革适时启动了，企业开始搞“两个置换”（资产由国有“置换”为私有，职工由“全民身份”“置换”为自由雇员）。但是问题来了：企业效益既然改善，在产权市场上它的资产价值自然上升。按照产权改革应当促进“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又提倡法人代表持大股”的原则，当时是想搞MBO（经理买断制）的。可是无论按市场竞价还是搞资产评估，这企业都太贵，“M（经理，manager）难以BO(买断，buy out)”，“置换”有困难。而且按理说，企业效益改善资本增值，证明经理是“能人”有功，现在反而让他出高价，那反不如“穷庙富方丈”先把企业搞垮以便贱价买进然后再妙手回春了，这岂不是奖庸惩能、奖贪惩廉吗？好了，这时据说上面有精神：企业改革应当“就业优先”。只要新企业主允诺不减员，“置换”价格好商量。于是该企业以很低的内部价成功“置换”给了其原负责人，而且是采取以未来股权红利逐年抵扣的办法来支付这一“购买”。于是一位官员就这样在没有竞价对手也不作任何现实支付的情况下“空手套白狼”，成了这个盈利企业的老板。
有人说这是“半卖半送”、“明卖实送”。当然看起来这项交易是有条件的：亦即“购买者”承诺对已经“减员增效”后的（而不是“减员”前的）企业现有员工的就业负责——这被认为体现了"就业优先”。
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有没有典型意义：先在不搞产权改革保持“国有”状态的条件下运用国家权力来实行“减员增效”——这当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种民间老板与工会就裁员问题反复讨价还价的“笨办法”聪明得多。然后再在接下来的产权改革中以对剩下来的人“就业优先”为理由实行内部人减值“置换”——这无疑也比开放式的竞价拍卖更有利于前官员—现老板。有人说：这体现了“减员增效”与“就业优先”这两个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经过这样一番“辩证”，国有资产大大缩水，“置换的困难”迎刃而解；而工人的饭碗该丢的还是得丢——只是得“提前”丢，不能给产权改革后的官员/老板添麻烦。
这种“辩证关系”基础上的改革算是“渐进”呢还是“激进”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许多中东欧民主转轨国家也讲“减员增效”，也讲“就业优先”，但他们似乎没有那么聪明地发现两者间原来可以有这样奇妙的“辩证关系”。一些国家，典型的例如前东德，对卖不出去的亏差企业的确常常按市场规则实行减值处理，直至以一马克“象征价格”拱手相送，而以接受者承担某种义务为条件：或者直接承诺安置就业，或者承诺规定数额的资本更新投入与资本扩充投入（实际上也就是间接承诺支持就业）。这种承诺通常是利益有关者如工会参与谈判的结果（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地尤其如此）并且由这种利益博弈机制保证其结果具有约束力。这种做法无疑也是“就业优先”——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无法在“一马克交易”之前先以国家权力搞“减员增效”为未来的企业主消除“负担”。另一方面，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则着重通过公开竞价出售来尽可能多地回收国有资产变现价值，从而允许购买者自行与工会协商“减员增效”——但这样一来，购买者就不可能以就业承诺为由白占国有资产的便宜了。
实际上，“减员增效”以改善公司治理，“就业优先”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两个思路本身都并不错。而且两者间的矛盾也往往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大。例如在古典学派看来，按市场规律实行“减员增效”可以促进资本积累，而资本投资增长会反过来带动就业增加。凯恩斯学派则相反，认为以民主国家的积极干预来扩大就业，不仅能缓解社会紧张，而且就业拉动消费，消费带动繁荣促进投资，资本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相对达到了“减员增效”。而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当前先从“减员增效”入手还是先从“就业优先”入手，则是见仁见智，而且不同见解的背后往往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与社会分野，需要民主政治下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权衡利弊，实行最大限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并兼顾各方现实要求的选择。这里确实有某种辩证关系在焉。
但如果民主政治不健全，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那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辩证关系”：无论“减员增效”还是“就业优先”都被引向符合有权势者利益的方向。先用国家权力来“减员增效”，后借“就业优先”为名化公为私，横竖都是他占便宜而别人付“代价”。正如下文将谈到的：这就是“尺蠖效应”的典型表现！
显然，这里体现的是体制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从理论上讲，今天我们既有理由“减员增效”也有理由“就业优先”，但这两者能够形成什么样的“辩证关系”？这恐怕就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讲讲“政治文明”了。
症状、病因与药方
关于“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喙，关于“问题”我不仅同意还可补充，但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我可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
郎咸平在8月28日北京讨论会上开场就讲：“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就这一句话就有两个明显的语病：第一，没有主语：是谁，“把（国有）生产资料给了资本家”？难道是资本家自己给自己？包括郎咸平揭示的那几个案例，难道不都是政府批准的吗？第二，何谓“再度”？难道在改革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首度”把国有资产“给了资本家”的事？别说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大转轨之前，谁曾经“首度”如此大规模地把国有资产“给了”私人？难道在郎咸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发源地与大本营美国，曾经有过这种事？难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民间资本家是靠瓜分国库起家的？难道美国或者哪个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是这样？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说，中国国企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尽管他们也搞国有资产私有化？难道“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的专利，人家只有新社会主义？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左派”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而所谓“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实按人们更常讲的一个词，就是“公仆”，以上所有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
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是个常识。但是常识不为学者所注意在今天并不是什么怪事。即使勇敢如郎咸平教授者，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他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保姆”道德不够高尚：他（她？）缺少“委托责任感”！我的天！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回答吗？
郎咸平先生是个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所讲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来指的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种道德评判。50多年来我们“为人民服务”、“雷锋精神”之类的教育还不够多吗？怎么那些“保姆”们的“责任”意识还是贫乏到如此地步？
郎咸平先生的发言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捍卫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其实何止“国有”资产？这些年来包括“集体”资产在内的各类公共资产“流失”到某些人私囊的情况还少吗？笔者1997年曾出版《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一书，就系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近年来呼吁修宪保障私有财产的声音渐高，这是好现象。但是正如杨支柱先生指出的：“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决不意味着公共财产就可以被随便侵犯”。郎咸平先生这时出来呼吁保卫国有资产，虽然不是最早，但也是可贵的。其实据我所知，西方国家宪法中的财产保障条款行文也很少专讲保障“私有”财产的。保卫私产与保卫公产，真有什么矛盾吗？这些年来，“左派”抱怨公共资产被盗窃，“右派”批评私有财产受侵犯。其实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人们常说宪政民主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也许不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
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何谓保障财产权？第二，财产权为什么会受侵犯？
先说第一。谁都知道西方国家是实行所谓私有制的，据说那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早就指出过，“世上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仅从最早的“五月花号”船民的公社生活，中经欧文、卡贝等人的世俗社会主义实验区，直到摩门教等宗教公社，只要是自愿者的结合，从来受到保护。而且美国也是世界上公益基金制度最发达的国家，每年都有数目惊人的私人财产与遗产被自愿捐献给公益基金。这些自愿性质的“化私为公”从来受到社会道义的赞扬和国家政策（如捐款免税）的支持，谁也不认为这样的“化私为公”构成“私有财产流失”或者对“私有制”的侵犯。为什么？因为所谓保护财产所有权，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受到尊重，而决不是说财产不可转移。相反，财产依所有者的意愿而转移，包括自愿地转为“公有”，本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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