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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所谓公产不可侵犯，就是要尊重作为公产所有者的公众之处分意志，亦即公产不能违背公意地被某些人私占私吞。因此，基于公意的公产分配与流转，经由公共选择程序的“民主私有化”，当然不能说是“侵犯公产”，也不是什么“公有资产流失”，而恰恰是保护公产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私有者有权捐赠公益是保护私产的应有之义一样。任何尊重私产的法治国家都只禁止而且必须禁止把私产强行充公，而不会禁止私人自愿公益捐赠。同样，真正尊重公产的国家也只禁止而且必须禁止权贵私有化，不会禁止民主私有化。在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中，捷克是经由民主程序向全体公民免费（只交登计费）公开、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典型，而俄罗斯虽然如今许多人特别喜欢骂它的“证券私有化”，但正如我们已经考证过的那样，实际上俄罗斯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卖”不是“分”，如今不得人心的“寡头”都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通过“内部交易”获得资产，而不是从据说已经分得了国有资产的民众手中收购证券来发家的。但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道义合法性饱受质疑，而捷克的证券分配就连当时的反对党捷共也不持异议，以反“新自由主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也说捷克的做法是“好的资本主义”。1997年后人们对捷克方式的质疑也主要是效率方面的。从来没有人说捷克这样做是“国有资产流失”。本来嘛，国有资产就是国民的财产，它既不是皇上的也不是官员“集体”的，把它按国民意愿公平、公正、公开地“量化到个人”，怎么算是“流失”？
可见，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标榜自己决没有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这实在是很奇怪的。
事实上，如果从总量来讲，国有资产如今至少在帐面上看不但未减，反而显著增加。这次争论双方都提到了这个事实。“主流”方面的赵晓说这不是好现象，“非主流”方面的杨帆同样认为这是权力作用下民间资产“流失”到国有部门的结果，他也认为这是非正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国资与民资之间谁消谁长，谁流向谁，而在于这种流向是否符合公义。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今天有人抱怨“崽卖爷田不心痛”，其实当年“崽”本来就没有把“爷”当爷，而是当孙子，何时把他的意志当回事？陕西府谷县当年有个农民叫戈色令，顶住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一系列压力，坚持单干。但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终于顶不住了，在土地、牲口入社后，只有树还是自己的，1964年农村搞“四清”，又说他搞资本主义，把他家的一万多棵树没收了，1969年又以“一贯走发家致富道路”的罪名，给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经多次批斗，被折磨而死。4没有当年这种“崽夺爷田不手软”，何来今日的“崽卖爷田不心痛”？当年可以手硬如此，今天怎么会突然“心痛”起来？
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不是个坏东西，也许它的确很糟糕。但我们的情况无疑并不是它弄遭的。如果“崽”的权力不受制约，总把“爷”当孙子，那么不管它搞什么“主义”，“爷”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说以强权化公为私是“新自由主义”，那么杨帆也斥责的那种不公正的“化私为公”又是什么“主义”呢？
其实杨帆讲的这种现象我在两年前已经讲了：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而第三种情况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我把这称之为“尺蠖”效应：你看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的“左右之争”有什么意思呢？我既不认同这样的“左派”，也不认同这样的“右派”。我甚至也不愿意自诩为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两头讨巧的“中间派”。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
回想北宋后期，当时也有一场“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似乎是郎先生今天自称的“大政府主义”者，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好像有点“新自由主义”吧？两“党”也是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尽管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丰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马党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而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1 和讯网(www.homeway.com.cn), 2004.08.17 07:29, 上海证券报/卢晓平：《郎咸平：不让侵吞国资者得逞 并不是攻击个人》
2 http://www.1911.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893
3 童大焕：《郎咸平的质疑与瓜分"大饭锅"》，网易商业报道 http://biz.163.com, 2004-08-19 07:59:42 转载《:中国青年报》
4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著：《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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