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志强: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被诉名誉权纠纷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被告陈桂棣的代理人出庭应诉。虽然
本案公正与否尚需通过判决结果来检验，我还是要对合议庭在庭审阶段所表现出
的公正表示敬意；其次，我要对贵院在举证期限上的错误和剥夺被告举证权利的
做法表示异议，对贵院在审判公开方面有失体面的若干做法表示遗憾。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张西德的名誉和临泉政府的形象，
不在张西德及其手下的嘴里，而在临泉百姓的心中。我们相信，无论本案判决结
果如何，临泉民众的千夫所指，早已将县委书记张西德盖棺论定，决非一场无事
生非的诉讼所能左右。庭审表明，原告张西德集团是一个鱼肉乡里、口是心非、
寡廉鲜耻的利益共同体，在一个更为神圣的法庭上，他们的身份无疑只能是被告。
对于一系列以伪证干扰案件审判的无良官员，我们将在本文结尾部分提请合议庭
予以惩处。
在雷延平律师书面意见的基础上，我发表补充代理意见如下，请予采纳：
一、庭审查明的事实
分析双方证据，我们确信合议庭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1．关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原告证人韩永忠和马俊，以白庙镇党委书记、镇长身份，矢口否认镇一级党
委政府有加码情形存在。但各方证据显示，自1991年起，行政村、乡镇和县里层
层加码，农民负担沉重。经过王俊斌、王向东等人多达数十次的上访，县委在上
级压力下曾有过全部清退多收款项的决定；王向东等人证明，县里的处理决定仅
仅是行政村两委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解散并清退村级加码收费，乡镇和
县里的加码至今尚未退清。这表明，张西德时代的临泉县委县政府，一直拒不执
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农民负担的“两本帐”现实，证明张西德的临泉县委对中央减负政策一贯阳
奉阴违。原告提交的1995年7月14日临泉县委、县长联席会议纪录显示，临泉存
在农民负担两本账问题，即在“正式通知单外，还有非正式单。”与会者赵本金
说：“有些地方群众手中两个本。”被告提交的王营村村民王洪远的缴税单据证
实，为了掩盖真相，镇村政府给农民做了“两本帐”——数额大的是实际要交的
税费，小的则是为对付上级检查的。当时王营村人均收入尚不足300元，但真假
两本帐的数额竟相差92.45元。另据“93年1月6日临泉县委常委、县长会议记录”
披露，与会者马朝军甚至认为：“现在中央精神透明度强，被一些人利用。”这
表明，拒不执行中央减负政策，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是张西德时代临泉的一贯
做法。
农民负担过重和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引发
了诸多冲突。原告提交的《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阜阳地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减
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证实，当时普遍存在用统筹提留款建法庭、派
出所、党建室、治安亭的现象（临泉上访农民李新文北京救助站跳楼自杀的起因，
就是他赖以为生的几间破房被派出所强行征用未予补偿），存在“组织小分队、
突击队或动用司法力量催收催征”和“扒粮、牵牛、拉猪用以抵交提留集资款项”
的现象。被告证人王向东、王洪超证实，他们因上访“闹事”被白庙镇党委书记
韩永忠等人以查帐退款为名诓到镇里，王向东被韩永忠指使打手打成重伤。1993
年1月6日临泉县委、县长联席会议记录证实，关庙镇已经发生了一起因农民负担
问题引发的爆炸事件，但时任镇长兼党委副书记的责任人马俊，竟被张西德平级
安排到白庙任职。这份会议纪要还证实，高塘的一个村干部对农民私设公堂；证
明县委常委张兆振对待持械游行示威的农民，主张“立即拘留起来”；证明张西
德承认“从根本上说，我们处理事拖拉造成矛盾激化，开始并没有发生后来发生，
如果下去，还可能要发生，甚至死人。”纪委常委李长华1994年1月26日的会议
记录证实，张西德在会上承认：“方法不妥善，群众反映没解决，就去抓人，再
一次激化矛盾。”“县委、政府有责任，有关部门、镇政府有责任，都要认真反
思，总结经验教训。”
在“四二”事件真相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否则各位领导就无需强调查清真相
了），阜阳地委书记秦德文、专员王怀忠、副书记肖作新等人，就表态坚决支持
张西德和临泉县的镇压行动。秦德文甚至转述省委书记卢荣景的话说：“如果违
法了，上访就放人，我们的专政工具还要它干什么。这些人打人砸车不抓还得
了。”
凡此种种，结合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诸多的罚款、牵牛、扒房、株连等“绝
招儿”，说明在张西德等安徽大小官员的心目中，老百姓并非政府服务的对象，
而仅仅是“衣食父母”——官府但有所需即可前去横抢，农民倘有不从便会斧钺
加身！
2．关于计划生育问题
被告证人任传春证明，张西德时代的临泉城乡，弥漫着“宁要七个坟头，不
要一个人头”、“宁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的叫嚣；甚至在阜阳至临泉的
路旁墙壁上，至今还有“二孩必结扎、不扎就违法、违法必重罚，重罚为国家”
的标语赫然在目。原告证人韦广进的证言证实，田桥乡在1995年秋季计生 “突
击”活动中，曾有将鳏夫拉去结扎的怪事；王营村在突击月活动中，结婚没生育
妇女要被罚款，甚至连打光棍儿也要被罚款！被告证人张绍阳证实，由于张西德
实行株连政策，他这位与七旬老父相依为命的残疾人，仅有的几只羊也因邻居的
超生而被抢走。
原告证据《关于田桥乡计划生育来信来访的调查报告》披露，从（1995年）
9月15日起至11月17日的50天内，“据不完全统计，共作女扎手术966例，其中二
女结扎262例，引产187例，流产358例，上环306例，合计征收各类款项约250万
元。”“有些罚款项目毫无政策依据，纯属巧立名目，如无身份证、无结婚证、
妇检条无日期、生育年龄与结婚证或户口本上不符、态度不好、骂人、干扰计生
公务、说错话、结扎妇检不及时等也处以高额罚款。全乡约3000户被征收计划外
生育费和各类罚款，非计划外生育费罚款约150万元。”在田桥乡为此成立的六
个工作队中，“200余人成份复杂，有无业青年，有从县城临时聘用人员，素质
不高，┅┅不懂政策，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有的工作队赶猪、牵羊、扒
粮食、砸门、破墙、扒房子、拉家具、毁坏私人物品。如北片工作队，扒粮约
2.7万公斤，拉走缝纫机三部，家具两套、猪三头，扒房20多户。”
庭审表明，在张西德时代，临泉的计生“突击”活动已成为贪官污吏的摇钱
树和聚宝盆，成为使农民濒临破产的灾难性事件。“有的乡村干部罚款不开票，
或多收钱少开票，打白条，还有的罚收运费、汽油费。”时任临泉县计生委副主
任的韩春生（即本案原告证人之一韩永忠），即有侵吞8000元计生罚款和酒后无
照驾车压死一人的罪行。但这位无恶不作负案在身的酷吏，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官
运亨通，而且至今仍任林业局副局长，李超调查报告要求对他的进行的“追查”
“惩处”，在张西德的庇护下居然不了了之。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的认定，田桥乡“突击”行动过火的原因，是由于“党政
联席会议动议征收款15%用于行政村计生服务室建设，35%用于工作队员工资、生
活补助和举报人的奖金，50%归乡财政收入，客观上刺激了工作队成员的乱征滥
罚行为。”而临泉县委政府对这次秋季计生突击活动所出现的问题“负有不可推
卸的领导责任。”张西德作为县委书记，理应对所有问题承担责任。
李超等人联合调查报告证实，“白庙镇王营村村民反映今年（1995年）9月1
日，县里派300人的工作队到该村突击开展计划生育清查活动和强化节育措施时，
少数素质不高的工作队员违法乱纪的行为与田桥乡相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
于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农民，巧立名目罚款，如结婚没生育的妇女及没有结婚
的男性村民等。突击月活动中，白庙镇计生罚款数万元，40%留给行政村，60%被
计生工作队分掉，该镇每天还要负担从社会上调来人员的工资和租车费，群众意
见很大。”不难认定，这支工作队并不象原告证人刘启龙、朱占林、刘继珍、张
东波等县计生委主管官员们所声称的那样的，是一支自带干粮饮水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的仁义之师，他们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很显然，这些官员在无耻地作
伪证。
3．关于“四二”事件真相和责任问题
1994年4月3日，白庙镇王营自然村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血腥事件。上百名
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闯入王营村，在县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李品政（本案原告
证人之一）的指挥下，见人就抓见人就打。庭审证明，事发当天，一人被当场吓
死，事后一人被冤死，十一人当场被抓并饱受酷刑折磨（其中包括来王营走亲戚
的河南中学生，无一人与“四二”事件有关）；上千人逃往河南达一月之久，回
乡后也长期露宿田间地头。农民代表王俊斌等被通缉，王向东、王洪超被捕判刑。
李超调查报告的结论证实，“少数干警和武警行为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
分群众目前仍有冤气，长期不能息讼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
报告认定，临泉县委、县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原告证人李品政和公安局副局长高
杰当庭证实，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就是本案原告张西德。
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会议纪要、领导指示、司法判决、调查报告、建议对王
向东“保释”的明传电报以及改变王俊斌等人处分的决定，体会死难者遗孀当庭
下跪哭诉乞求昭雪的无比凄楚，结合村民对“四二”事件的切肤之痛，结论不言
自明：
“四二”事件真相直到1994年9月26日仍未查清，警方的一面之词并未得到
省地领导的认可；对“四二”事件的处理是以县为主，省地事后表示支持和协助，
镇压责任主要应由张西德的县委承担；“四二”事件现有司法判决和调查结论，
都是建立在警方对“人犯”和“证人”屈打成招的基础之上的；对王向东实行
“保释”或“保外就医”，是各级党委政府在明知镇压错误的情况下采取的事后
补救措施。
“四二”事件是发生在张西德任职临泉时期的一场悲剧，是黑恶化的基层政
权与农民矛盾激化的极端表现。我们认为，当晚农民的自卫和抗暴行为具有天然
合法性，张西德策划和主持镇压行动，是无耻的和有罪的。只有对“四二”事件
展开中立调查，方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只有依法追究张西德等责任人的个人责任，
才能抚平和慰籍遇难者的在天之灵，为日后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4．关于张西德的口碑和个人风采
原告的一系列文件和证人证言，除证明临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并未阳奉阴违
外，还想证明张西德为人谦和、理论水平高、对临泉贡献大，卸任之际未被群众
围攻，证明他是临泉最好的县委书记。但事实胜于雄辩，文件只能证明张西德开
过会发过文件，不能作为文件精神得到了落实的证据。更何况，文山会海夸夸其
谈指点江山百无一用，本来就是历代守成之君官僚主义的表现，是腐败的变种。
张西德处心积虑组织的文件，不能实现他的证明目的，反而有助于了解当年临泉
政坛的黑幕。
原告证人大多是张西德暴政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普遍在张的手里得到提
升和庇护，并且双手沾满了临泉百姓的血汗，如李品政、韩永忠和马俊；间或也
有王俊斌这样当年的农民领袖，但此时他已成了贪污救灾款物和霸占公共池塘的
村党支部书记和上访对象，以及若干言不由衷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奉命证明的
是，没看见张书记干坏事（孟子云君子远庖厨原本无需张书记亲历亲为），没听
见张书记说狠话（比如论述“七个坟头”和“一个人头”的关系）；李品政、高
杰等人视力所及没看见警察打人，刘体民、林平等狱卒没看见刑讯逼供；贺电、
韦广进、戴俊民等人没看见张西德被围攻。更有甚者，秘书出身的刘全俭、彭伟、
韦刚等人嘴上盛开喇叭花，当庭给我们烙出了一张书记大人勤政爱民公忠体国匠
心独具的硕大画饼。但他们恰恰忘记了，从逻辑上讲，这些人没看见、没听到张
西德的某些言行，只能证明他们没看见和没听见，不能证明张西德没说和没做。
只要有人听见和看见了，就足以证明张说了和做了。
我们的证人任传春证明，他亲眼看见计划生育宣传车上的标语是“宁要七个
坟头，不要一个人头”和“宁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他还证明他曾从田
桥乡党委书记马天成出示的县委文件中，看到过这句让陈桂棣、春桃夫妇“直伸
舌头”的血腥口号；王向东本人和王俊斌当年联署的控告信证实，张西德说上访
群众是“胡鸟闹”，大吼“我今天就是不给你们处理！你们有本事就给我使劲闹，
闹得越大我就越好处理，你们有本事到我跟前来呀！”；王向东、王洪超、张绍
阳和死了丈夫的张秀英证实，张西德是最烂的县委书记；身有残疾的张绍阳因计
划生育的株连政策而失去了自己的羊，他和任传春等三千人一道参与了1996年初
对张西德的“围攻”，并且因打了张西德两巴掌而被公安局长闪步轩（此人现已
因巨额贪贿入狱）处以三年劳动教养。在“教养”期间，张绍阳相依为命的老父
亲凄惨的死去。他说他对张西德的感情是“咬他一口都不解恨”！用文人语言形
容张绍阳对张西德的粗口，恐怕也只有“食肉寝皮”能稍稍契合。由于张西德在
“四二”事件中的凶残，王营村妇女事后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吓唬淘气的小孩子。
苛政猛于虎，张西德之谓也！
张西德请来的证人戴俊民，一位衣衫褴褛的50岁农民，在我的当庭追问下，
还是咬紧牙关坚决不肯承认张西德是一位“好书记”。王向东证实，当年临泉城
乡曾广为传唱的民谣是：“临泉来了个西德兔儿，撅撅的嘴大大的肚儿，先扒房
子后修路，扒完房子不补助，把俺逼得没地儿住”。甚至张西德引以为荣的临泉
县城市建设，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十年前被拆迁的农民至今仍未得到补偿，他们
并非像张西德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甚至想给他“立个碑”。西德书记的恩
德，实在是罄竹难书！
张西德在庭审中的表现，表明他虽然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但确实没有多少
文雅气，讲话离开稿子“跟个粗人没两样”。道理很简单，有文凭不等于有修养，
识文断字也不等于有文雅气。合议庭应该看到，张西德在民事程序中携带保镖出
庭，说明他对自己的社会评价之“民愤极大”心知肚明！张西德本人的文雅程度
也因此可想而知！他无视法庭纪律，让人当庭散发诋毁陈桂棣的文字材料；他旁
若无人的提醒证人韩永忠和朱占林应该怎么作证；他走下原告席为劳苦功高气宇
轩昂的证人李品政端茶送水；他承认购买奔驰车被纪委处分的事实，但又表示一
直对此耿耿于怀；看上去他不仅远比泪涟涟的张秀英们要冤，甚至比窦娥还要冤！
他甚至明确表示，在知道了临泉百姓的苦难和下属的无道之后，仍然不感到丝毫
抱歉和后悔；至于他和各位证人忿忿然的所谓“五短身材”问题，合议庭明鉴，
陈桂棣夫妇文中以此形容张西德至多是客观描述，若以“人高马大”或“相貌堂
堂”来形容五短身材的他，那才真是无中生有的“描写失实”，那才会构成对张
西德名誉权的侵犯。
综上所述，庭审查明的事实是：张西德时代的临泉，农民负担确实过重；对
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临泉县委县政府一直在阳奉阴违；在计划生育政策执
行方面，临泉出台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和口号，包括夫妇“双结扎”和“宁要七个
坟头，不要一个人头”，对此张西德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西德是“四二”
镇压行为的主谋和总指挥，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张西德对待群众的态度和处理事
态的盲目性，以及当庭非同寻常的表现，说明他虽然识文断字自命不凡，但确实
没有多少文雅气，跟个“粗人没两样”；考诸张西德的体态和身材，涉案作品用
“五短身材”刻画他属于客观描述，不属于侮辱性语言。换言之，涉案作品所反
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张西德人格的内容，不构成对张西德个人名誉权的
侵犯。
二、关于本案程序方面的若干瑕疵
作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我们相信阜阳市中级法院对本案是慎重的，我们
无从怀疑法院公正审理本案的初衷。但不容否认，贵院已经出现的诸多程序错误，
已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和中国司法的体面，并将导致本案违反法定程序。
1．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法院受理本案违反证据规则的有关规
定。
证据规则第1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
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之一，
即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我们认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需建立在
可以证明事实的证据基础上。本案原告既然起诉三被告名誉侵权，即须提交支持
涉案作品已构成侵权的事实证据。鉴于作家撰写作品和出版社发行期刊的行为本
身，既不具有违法性，也不属于侵权行为。因此，原告仅有刊发涉案作品的《当
代》杂志，尚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换言之，阜阳中级法院受理本案违反了法
律和证据规则的规定。
2．法院驳回延期举证申请并拒绝接受被告举证，是对证据规则的误解，损
害了三被告诉讼权利。
证据规则第33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
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鉴于三被
告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后的15日内依法提起了管辖权异议，其举证期限并未如原告
所谓已于2月23日届满，而是发生了法定的阻却事由。证据规则第36条规定：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
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
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
决定。”
显然，在本案管辖权异议终审裁定送达之后，三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起延期
举证的申请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退一步讲，根据证据规则第38条的规定，“人
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三被告的延期举
证申请即使被当庭驳回，但在法院组织的证据交换日当天举证，至少是应当被接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