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专家们也提到，“如果政府把危机时的措施变成常态措施，这是违宪的”，“宪政之道”在于“严防紧急状态权滥用”，“要警惕魏玛宪法的失败；这一宪法没有有效的条款来防止出现希特勒现象。纳粹上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魏玛宪法里关于‘紧急状态’的条款。”但是，总提说上，人们似乎普遍赞同《南方周末》的说法：《紧急状态法》是非常时期的法治盾牌（2004年1月15日）。我也看到我所熟悉的一些“法学专家”或自由派精英赞同这种“宪政进步”。
我们不需要指出中国的紧急状态法主要是用来对付“重庆事件”的，而这种应对是为了限制政府镇压权力，还是为了赋予镇压权的合法性以及合宪性，这都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中国制定“紧急状态法”的背景完全是颠倒性的。人们必须明白，紧急状态法主要是用来限制公民权利的，而不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而中国，剥夺公民权力以及政府权力不受限制，一直是一个既定事实。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处于“正常状态”，它需要“紧急状态法”，这正是“专家们”广为引证的“英美等过也有《紧急状态法》”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中，它从来不缺乏紧急状态下的专政措施，它唯一缺少的是如何去掉宪法的伪饰性条款，把专政措施“法治化”。把戒严状态和紧急状态区别开来，至少对中国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二者唯一的区别是，1989年的戒严是李鹏在大会上（违宪）宣布的，今后对重庆事件则不需要开会宣布，“法律”支持警察可以直接在政府门前开枪。
对于一个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中的国家，他不是需要紧急状态法，而是需要“正常状态法”——重庆事件恰恰不是紧急事件，而是要求正常状态的人民运动。那么为什么说中国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中呢？首先，军事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建立一个军事统治的社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进入理性社会或正常化社会。其次，邓小平和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把革命社会变成了“戒严社会”，这个社会同样抗拒正常化。最后，因此，中国社会一直呈现着“紧急状态”下的主要政治特征。
一位法学者说，紧急状态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可以行使行政紧急权力，而紧急权力的行使则往往对应着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概括来讲，紧急状态下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2）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限制、（3）对财产权的限制、（4）对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限制、（5）对选举权、被选举权、政党权利等政治权利的限制，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公民”的上述权利一直在被限制之中。在这样一个真实的背景下，“宪政主义”谄媚和移情“紧急状态法”，这是莫名其妙的。而在一个已经丧失了公民权利、并生活在“希特勒现象”中的国家里，一本正经地讨论如何在制定“紧急状态法”的时候“考虑警惕希特勒现象”，这是愚蠢的，更是伪善的。
紧急状态法不可能维护公民权利，它只是给“镇压能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它也不可能彻底拆毁从重庆到梁山的悲剧性道路。它只是在这条道路上设置了一个警察关卡，那里的枪声和大棒，连同远处河南惨案里的死亡，将持续不断地推动“门前政治”的生长个变异。理性再度陷入无可奈何、被现实抛在后面的尴尬境地。但理性即使无法将“门前政治”对象化，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和一意孤行，是所有政治悲剧的根本原因。一个坚持毫不妥协、坚决不放弃暴力镇压模式的政治，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暴力灭亡。至于中国社会的和平前景，祈祷就成为“社会关怀”之后的精神出路。
2004年10月23日星期六
原载《议报》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