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王怡

刚过去的半日，是令我心怀惊诧、愤怒、齿冷以及恐惧的半日。我的两位同道与挚友，刘晓波先生和余杰先生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刘晓波先生的家同时被搜查。“传唤”措施，表明政府已公开将这两位作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并立案侦查。这对他们，对我们，都是一种在结果上有预料、时机上却出人意料的遭遇。因为我们一般都心怀侥幸，心怀善意，以为时局不至于坏死，以为言论自由虽不能得寸进尺，也不至于退避三舍。甚至天真的以为中共的理性、中共的内部较量，以及天下人渴求民主自由的大势所趋，可以让大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冤狱的边上呐喊，有希望与真正的受难擦肩而过。

我们还怀有这样的经济动物的盘算，以为像余杰这样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可以使当局心存顾虑，在政治的收益与折损之间像合格的生意人一样去掂量，而不至于陷入意识形态的疯癫。在这样的假设下，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才一点点去积攒自己的名声，就像资本家一点点积攒自己的财富。积攒名声的实质，是把自己当作人质，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和执政者对冲成本。在这样的假设下，民间包括知识界和草根社会，也才有可能与中共政权进行不伤筋动骨的拉锯，用财富买自由，用名声换民主，进行一场没有斗士、没有流血、也没有仇恨和暴虐的宪政转型。

一场没有受难者的天鹅绒革命，一场动口不动手的君子革命，正是大陆民间社会对于未来的主流期望。但我们却不知道，手握刀抢的执政者是否也怀有这样的真诚希望？我们却不知道，霸占一切公共权力的共产党人，是否也如我们一样的爱惜这个国家？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中共作为一个多年来致力于攫取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足够的世俗化。足够让它滋生出用交易去替代暴力的动机。我们也想当然的认为，即便我们只是这个政权下的奴隶，可天下哪有比主人更爱惜家园的奴隶、哪有比奴隶更不关心未来的主人呢？

当余杰和刘晓波同时被国安传唤，这显然是最近数月自赵岩、黄金秋、师涛等一系列良心案后，胡温当局逮捕作家、记者，扼杀言路的又一个高峰。是向近年来民间和网络的维权浪潮、政论浪潮、公共知识分子浪潮发出的最强悍也最赤裸的恐吓。“他们动手了”，这是昨夜我接到来自许多朋友的一个惊叹。人们感到了比江泽民时代更深的寒意和恐惧，感到天一下子黑了。尽管有胡锦涛在四中全会关于意识形态统治的强硬讲话，有中宣部吉炳轩鼓吹向朝鲜、古巴学习的狂吠，有近一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围剿，有解放日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攻击，有沸沸扬扬的中宣部六人封杀令。但我一度认为这对中共而言，已是“尽人事”的条件反射。我甚至已不相信它在意识形态上的顽固能够强硬如斯，或者说是疯癫如斯。

几天前，我接受一次外电采访时将这些动向称之为“大陆极权主义的回潮”。中共最近十五年，有一个较明显的体制转向，即从全面的极权主义体制，向着威权主义（权威主义）体制过渡。极权主义与威权体制的相同点是政治上的独裁，不同点是极权主义不但独裁，而且控制着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江时代的后期，威权体制的特征其实已较为明显（学者萧功秦甚至一度宣称大陆的威权主义体制已经形成）。人们普遍厌恶江泽民的昏聩和搔首弄姿。但搔首弄姿恰恰是威权体制而非极权主义的特征。除了镇压法轮功（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更多的带有威权主义的手法，而非传统的意识形态模式），江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趋势是节节败退。然而胡温上台一年以来，尤其是江全退之后短短一旬，极权主义的回潮来势汹汹。几无疑问的显出，胡锦涛在意识形态上其实远比江泽民保守、顽固和强横，他显然已把整个中国当作了当年的西藏。“胡温新政”的实质原来是中共的极权主义新政，“胡温新政”的结果，原来是暴君替代了昏君，更年期替代了性无能。

我们的确错了。一错在高估了共产党的世俗化程度。忽视了意识形态统治的回潮能力。也高估了共产党的理性化程度，忽视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在集体决策中的非理性癫狂。二错在低估了胡温新政的机会成本，在江胡之间一边倒，换“叫”换来一个暴君。三错在惧怕未来的民主，胜过了惧怕今天的独裁。这使自由派知识分子耽于想象而怯于行动。对于知识分子反对派之形成，缺少必要的勇气和胆识。

主人与奴隶的譬喻也是一种误导。共产党和我们之间并不是主奴的关系，共产党早已丧失某种健康的“主人翁”精神。它甚至缺乏这样的自负，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别墅去经营。否则你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会愚蠢地、反复的伤害这个社会的未来？共产党没有胆量做主人。其实我们才是主人，从来都是主人。但我们却是一个寄主。这是最近“九评共产党”系列中一个杰出的譬喻。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体内的异形。是我们背上的毒蜂。我们是这个国家被附体、被糟蹋、被蚕食、被宰制的主人。你告诉它如果咬死我，你也会淹死。毒蜂会说什么？在寓言里，毒蜂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但我忍不住”。

这也是我对国安拘传余杰、刘晓波先生的解读。当我刚听见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回到了冷兵器时代。对付革命者大概需要冲锋枪和导弹，但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对付一个以言论为武器的作家、学者、记者或编辑，只需要冷兵器就足够了。其实中共并不需要那么多装备，因为我们的政治已经落到这样的局面，一把水果刀就可以劫持十亿人。一百年前，当清廷要求上海租界查封鼓吹革命的《苏报》。租界工部局是这样问《苏报》的，“你们有军火吗？若没有，我们就保护你们”。

何况余、刘二人与当年章太炎、邹容大不同。他们两位的政论，从来持渐进的改良立场，对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不相为谋。今天回念此话，令我无法不想起晓波先生十五年前“宁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悲苦之语。放眼今日的中国，我们梦想的租界在哪里？如果我们拥有私有产权的房屋不能成为独裁政权下的一小块租界，如果我们坐在家中，不能阻止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我们的家和监狱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半个囚徒和半个人质。叫花子没有祖国，我们剪掉了辫子又有何用。

一百年转眼即逝，执政者依然愚不可及。他们把温和的改良派抓进监狱，无非是为了把激进的革命派逼上街头。他们与持渐进与和平立场的自由知识分子为敌，无非就是不打算再与天下人为伍。两千年前，孔子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意思是如果君主希望自己说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用林彪的话说是“两个凡是”，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两个任何”。孔子说，那么这个君主就离“一言而丧邦”不远了。而观胡锦涛先生及其羽翼的最近所为，一言以蔽之，不是朝着“丧邦”的路拼命跑过去，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不断地低估了共产党的凶狠和愚蠢，那么反过来，让共产党也不断的低估我们的勇气和正直吧。让我们表现得出乎他们意料。就像他们出乎我们意料一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有良知的外国人以及外国政府，都对着余、刘两位先生问一句吧，“有军火吗？没有我们就支持你”。

由此，我要抗议北京警方对余杰、刘晓波的传唤，抗议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无耻罪名去构陷两位作家。抗议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强奸，抗议他们对未来的扼杀。抗议他们的霸道，也抗议他们的愚昧。

我坐在家里，这一刻心怀恐惧。我在清晨打开房门，不知道将来的是朋友还是豺狼。无论他们明天是否回家，我像帕斯卡尔一样真诚的相信，这两位朋友，他们比践踏者更高贵，比统治者更自由。因为他们的笔和嘴，知道真理。

我在此时和他们站在一起，分沾他们的荣耀。

我在此时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独裁者拼命想要忘记的地方，站在独裁者看起来最丑陋的那个位置。

2004-12-14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