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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
——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
王怡
尊敬的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
下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我和我同胞的语言——中文，作这个特别发言。这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16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国际笔会。16年来第一次，在来自全世界的写作者跟前，试图表达一个独立或争取独立的、一个自由或渴望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群体，16年来在政治高压下坚持自由写作的声音。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鲜血已经淡去，不是因为政府已经在个人的语言、自由和尊严前面顺服。不是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声称的那样，“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不是。我来到这里，没有橄榄枝。更不表示一个自由作家、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与他政府之间的和解。
我来到布勒格，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向大会表达敬意。尤其对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我们被羁押的会员，及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大陆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是为他们而来。为一部分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在政治压迫和特务统治的恐惧中坚持写作与表达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来。为至今不被允许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也不被允许出国的刘晓波先生而来。我也为自己而来。在一个屠杀之后的年代，在一个强迫沉默、遗忘真相的，一个受苦不许记录，杀子不准母亲哭的年代，漫长的16年。我们之所以提起笔，不是记录福音，而是写下哀歌。
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为启蒙写作。我们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左拉式的愤怒，完成对政治专制和思想撒旦的控诉。但我们至少拒绝了犬儒。我们至少抵抗着知识分子的虚无感。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我们首先为各自的尊严写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请诸位看，这是一群多么卑微的写作者。他们在接近人类最低的那个起点上开始写作。这个起点就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尊严。就是活得像一个人，一个自由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和他同在。我们也和你们同在。我们与你们的相似，胜过了我们与我们的统治者的相似。这也是我来到布勒格的原因。我来到这里，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我来到这里，为了捍卫、表达和赞美我们生命中相似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使我们成为作家。使我们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身上归属于另一个共同体。在我眼里，这个共同体的价值，高于我身处的那个政治共同体。就像上帝之城，高于任何人间的政权。
不错。写作。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甚至，几乎就等于信仰本身。但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专制者面前，我们拥有如此骄傲的道义上的勇敢和正义。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称为作家、称为知识分子、称为自由个体的，那个共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意味着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我个人把这一根源称之为上帝。
但我来到欧洲，来到布勒格，发现我来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我来到的的确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普遍价值被消解、世俗国家却被抬高，学院鼎盛但知识分子却开始消亡、疲软和失语的世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自由世界充满了各种零乱的、婴儿式的、撒娇的写作立场。知识分子失去了抵御政治的力量，写作就在本质上沦为一种消费。写作中的尊严就不过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日用品。写作中的批判就不过是灵魂上的维他命。当年曾参与声援“雷德福斯案件”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描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各种“现实主义激情”，这种激情使知识分子们依附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从而背叛了知识分子的理想。
在我看来，这样的背叛一直在持续。今天，从萨义德到昆德拉。各种貌似后现代的、声称拒绝政治的、所谓纯粹的、当下的、睿智的、或非普遍的写作与理论姿态，不过是对自己无力感的辩解，这些辩解对那些身在专制国家的、活在中世纪的写作者是一种残忍和遗忘。对普遍价值的拒绝，造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姿态，其实不过使作家们更深的依附在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之下。以往，作家对政治的批判出自一种内在的骄傲。现在，骄傲常常却被撒娇替代。
因而，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正逐渐放弃基于自由价值而对专制政权的批判。它们为世俗的利益放弃了那些被专制政府关押在牢里的作家、记者、异议分子和演说家。到了2005年，中国的诗人、作家师涛先生，竟还因为披露中共禁止纪念六四的消息而被判刑10年。但某些政治家们为了恢复向中国政府销售武器，却说“六四”不过是已经终结的历史。到了2005年，北京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蔡卓华先生，竟还因为印刷《圣经》而遭到审判。但某些政治家却不吝称赞中国的人权进步，并把联合国人权奖颁给独裁者的儿子。
令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蜷缩在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之下，面对庸俗的政治立场显得如此无力。甚至比那些愿意在写作中寻找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们更加无力。因为非普遍的立场必造成普遍的疲软。百分之百的放弃普世价值的判断，不过就等于百分之百的拥抱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百分之百的迎合政客的短见。以及——这一点最令我心痛和不可接受，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否定全世界作家们拥有的那一共同的部分。
写作，写作。写作还是斯洛文尼亚作家齐泽克先生笔下的“崇高的客体”吗？写作还与我们的灵魂有关吗？还与我们的肉身在政治共同体下遭遇的生存境况有关吗？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信条里曾说，我们相信“圣徒相通”。因为圣徒们拥有相同的价值的来源、属灵的来源。我们不是圣徒，我们是远比圣徒更卑微的。因为中国的先哲说，得道的人不说话，没得道的人才喋喋不休。可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同坐在这间大厅里，因为我们依据一个共同的命名——作家，我们拥有共同的见证自由的方式——我们的笔。
但我怀疑，今天自由世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是否还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命名中，有一个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部分，一个比任何共和国都更高尚的部分。是否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与一位狱中的中国大陆作家属于同一国度。与最近被判10年监禁的师涛先生，从去年10月被关押至今的赵岩先生，最近被逮捕的陆建华先生，以及张林先生，黄金秋先生，以及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仍被羁押的50余名因言获罪的中国作家和记者，属于同一国度。而不是和你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和这地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属于同一国度？
你们的回答，决定着我对某种普遍立场的不时尚的呼求，在这个大会上到底有没有意义。来自中国大陆的写作者，那些为着中世纪一般的自由所受的磨难，包括他们的屈辱和尊严，在诸位眼里有没有除了磨难之外的意义？
我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大陆作家的状况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看待国际笔会的宗旨和作为。我们信奉那些在人类的写作中得以彰显和保守的基本价值，我们也面对一个全球化的现实语境。这两点使我将中国大陆作家的受迫害，不是看作一个仅仅中国的或亚洲的景观。也不是看作共产党国家与自由世界、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景观。我把它看作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与欧洲、与这世界上每一个作家都有牵连的景观。
我常在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全球化的标志是什么？100多年前，法国作家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写下《我控诉》一文，几乎标志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诞生。今天，一个中国作家在16年后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宣讲苦难，宣讲自己的苦难。当我提及师涛先生的案件，我最想说的，不是渴望国际笔会和诸位的救援。我最渴望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雷德福斯案件”？
我想，这才是全球化时代之于作家的期待。我最想说的，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写作者们，同样身在这个世界。当他们受迫害的景观被嵌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景观，其实世界并没有发生想象中那么大的变化。在这一被嵌入的全球化景观中，野蛮和专制的罪恶、国家权力的猖狂所占的份量，远远超过了当初班达和左拉们身处的法国社会。
我想，在这样一种景观中，每个中国作家所受到的迫害，都将使繆斯蒙羞，使这世上的每一支笔蒙羞，甚至也使一个地球遥远角落的知识分子丧失写作的尊严。但这样一种景观也有助于让我们回到价值分歧的起点。为作家们赢得唯一的机会，呼唤知识分子丧失的力量，将某种普遍和高贵的价值重新擦亮。
基于这样一种信心，独立中文笔会呼吁国际笔会在各国世俗政权面前表现出更大的批判勇气，在帮助专制国家的写作者获得自由和尊严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我们呼吁国际笔会有更积极的、更多元的捍卫写作自由的考虑。这种捍卫并不限于“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而是早在一个作家踏入监狱之前便开始。这种捍卫也不限于单纯的写作，而且指向与写作相关的思想与信仰的自由，表达和出版的自由。因为在那些国家，监狱是缺乏上述自由导致的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意外。监狱只是写作不自由的一部分。并容我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说，那甚至不是最令人绝望的部分。
我们也呼吁一种左拉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呼吁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热爱你们同行的自由，就像热爱自由本身。
几年来，中国对写作自由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时代。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络上设置了数千的关键词，对公民的写作及表达自由进行瓦解和过滤。中国的新闻出版部门对出版物实行最严格的事先审查，和最严格的配额限制。今年以来甚至史无前例的在一些出版社实行“出版实名制”试点。要求作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禁止使用任何笔名和化名。这是对“以笔名行世”这一捍卫尊严的最后方式的摧毁。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甚至在每天清晨给媒体下达禁止报道的新闻清单。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欺骗孩子。却用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体制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胁，来对付那些敢于挑战谎言、伸张真相的作者。越来越多的作家、记者、异议人士，也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下被频频构陷。
几年来，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大陆艰难的存在。我们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坚持用自己的嘴和笔，去捍卫写作和言论自由。并相信这种捍卫最终有助于改变这个政府。在今天，中国的改革模式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政府的专权和思想的压迫也使这种模式就快走到尽头。
几年来，我们尽力声援那些被羁押的作家，也得到了各国笔会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声援，但作用仍然微乎其微。最近一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我们的会员遭到拘留、逮捕、传讯或监控。其中也包括会长刘晓波先生和理事余杰先生。在这样的写作命运下，你怎能把自己当成作家，你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质。
我在这里，缺少时间，也缺少勇气，去一一讲述发生在中国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许我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在中国，每天都有一个雷德福斯，在呼唤全球化时代的左拉，呼唤全球化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
他们呼唤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个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被称之为作家的自由人。
我来到布勒格，希望作为一个作家。其实还是一个人质。但我并没有来到另一个世界。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我相信我们身在同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国度、荣耀和权柄，都属于那个更高贵的、使我们在写作中不枉此生的精神。
谢谢诸位。
200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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