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平新作《犬儒病》

王丹

(特约评论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发起启蒙运动。八九民运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果。现在的知识界已经不提启蒙运动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启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启蒙工作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在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体表现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国：博大出版社2005。4。）

也许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胡平的名字已经陌生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来说，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对中共的理论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说，权力是权利者的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无权者的权力。”这句话用来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为合适。从1979年的《论言论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胡平用九本著作，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极权体制的不懈抵抗与揭露。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的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犬儒病，即从统治者到民众，都不再相信宣传，但又表面上装作相信，于是假装服从；非但如此，而且还“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国内外民运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击）。这种现象，胡平称之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杀伤力，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就是“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务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环顾今天的中国，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堕落吗？胡平的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出中国精神层面的病根，更在于借此指出民族精神复兴的路径：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胡平告诉我们，极权得以维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国面临的挑战盘根错节，但是最根本的挑战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会伦理，这是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赋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对时代的回应。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