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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强
因为怕百姓告自己，就把人家抓起来，抓了原告不算，还把原告的律师也关进监狱。这桩奇案发生在陕西，发生在人权保护写进宪法、依法治国写进执政党政治报告的时代，发生在海内外舆论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发生在一个地方政府身上，它怎么就让国人感觉那么荒谬呢。
朱久虎律师因为代理陕西油田案被抓后，一些维权律师在网上呼吁全国律协出面干预，对陕西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有个律师朋友希望我能签字，被我拒绝了。我认为出于“兔死狐悲”的感情，律师们的举措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公然蔑视法律、挑衅人类基本文明准则、只迷信暴力、不讲任何道理的“绑架者”，就算全国律协能够出面，能起什么作用？这样的“书生之举”不是像“对牛弹琴”一样荒谬吗？
朱久虎律师的案件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什么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一个掌握暴力机器的地方政府如果存心栽赃陷害一个普通公民，什么样的罪名制造不出来？派上一队警察“搜一搜”朱律师住的房间，我相信“搜出”海洛因、枪支弹药、甚至个把人头都有可能。把朱久虎搞成毒犯、甚至杀人犯都没问题。但是，这样做还是“政府”吗？高晟智律师曾说要警惕这些地方政府流氓化，我想，把它比作流氓，那些纵横江湖的真流氓也会抗议，因为“盗亦有盗”，“栽赃陷害”在流氓看来也是最下三烂的招数啊。
作家王小波先生曾说，知识分子最怕遇上不讲道理的年代。因为知识分子最擅长的是“讲理”，如果“秀才遇到兵”，因为大兵们只迷信“暴力”，蔑视“道理”，“擅长讲理”的秀才们只好自认倒霉。同样道理，律师最怕遇上不讲法的年月，律师们精通法律，法庭之上，证据在手、法律在胸，尽可雄辩滔滔，胜券在握。但是，你碰上不讲法律的“主”，没当原告，先成被告，没上法庭，先进监狱，你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铁齿钢牙，舌灿莲花，面对高墙电网，又能奈何？
西方有句谚语：法官应当知法，国王不能为非。法官不通晓法律，案件裁判就没有了标准，国王（通常情况下也指政府）如果胡作非为，践踏法律，那么臣民百姓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这样的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这样的国家也就“国将不国”了。这样的时代在我们天朝上国，泱泱中华，倒是并不鲜见，每隔几百年总是周期性出现，历史学家称其为“乱世”。
但是，电视台不是天天再说我们处在“盛世”吗？我们不是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吗？“盛世”的政府何以残民以逞？“和谐社会”的官员何以流氓不如？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和几个政府机关的朋友说起这个案子，朋友们表示坚决不信。他们说：你们那位律师朋友肯定有事，一个地方政府错抓好人可以理解，乱抓无辜却不可想象，那毕竟是一级政府啊。在这些朋友眼里，他们宁可对朱律师“有罪推定”，也不愿相信陕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已经跌破了起码的底线。
可是，事实胜于雄辩，陕西地方政府给朱久虎律师制造的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理由是朱久虎代理的原告们曾经到省政府上访，且不说群众上访与朱律师代理行为根本无关，就是有关，“上访”怎么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朱律师根本没有到过现场，又怎么“聚众”？
我们知道，上访权其实是一种宪法权利，宪法四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不难看出，上访权其实就是宪法规定的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的总称。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正常行使宪法权利怎么就成了“扰乱社会秩序”？又如何构成“犯罪”？朱律师又何罪之有？
我问这几位朋友，如果行使宪法权利就是“犯罪”，岂不等于说刑法的效力高过宪法，而宪法等于成了“教唆犯罪法”？
最后，我的这几个朋友也不得不承认，陕西地方政府给朱律师定的这个罪名“确实够荒唐的。”
不仅是罪名荒唐，陕西地方政府的行为之悖缪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据前方回来的律师说，当地官员们也感觉到国内外舆论压力太大，自己抓人的理由太说不过去，恳求记者、律师们先撤回北京，减轻舆论压力，他们将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放人。可是记者们、律师们走了，舆论压力减了，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朱久虎律师还待在他们的黑牢里。
出尔反尔，食言自肥，连这种最让人唾弃的伎俩都使出来了，你还能指望这个地方政府干出什么“好事”？
时代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要靠牺牲她最优秀的儿女作为代价的，对朱久虎律师，我只能说，朱律师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者，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光荣。他临危不惧的英风雄姿，他解民倒悬的侠肝义胆，将成为法律人永远的丰碑，他的身后，将站起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
对全国的12万律师同行，我要提出严厉的警告，如果你们有志气，你们永远都不要去陕西那个无耻的地方办案，因为，如果说那是个法治的地狱，那也是对地狱的侮辱！
2005年9月1日于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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