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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记者蔡红 雅梅报导)近日中共高调纪念中共前党魁之一的周恩来去世30周年。除北京、南京等地隆重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外，国内的主要报纸和网站均出现大量官样纪念文章。而与之相差几天的1月17日则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一周年忌辰。中共当局对悼念赵紫阳和周恩来持明显不同的态度，如此一个决策背后，也可说中共政权是煞费心思。
三十年前周恩来之死触发了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当年民众于清明节自发到天安门纪念周恩来，并有人写诗讽刺四人帮。结果有人发动目不识丁的农民暴打参与悼周的群众，而被指为悼周背后的“幕后黑手”邓小平也被迫下台。后来四人帮倒台，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邓小平也成为中国实质上的最高决策者。
著名政治评论家胡平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分析说：现在中共当局高调纪念周恩来的原因是把周恩来当成一个带有相当正面意义的中共领导人的形象。但实际上我们看的很清楚，当年纪念周恩来的那场活动，三十年前周恩来去世引起的那场盛大规模的民间自发的纪念活动，实际上人们主要是通过那种方式来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秦王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可见那场运动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纪念周恩来。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事后的情况看到，纪念周恩来在1976年那场（运动）是那么盛大，可是等到那一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然后没到两三年，民间就再也见不到这种比较有规模的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了。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此有了很重要的进展，同时也有力的证明了当年他们纪念周恩来主要是一种指桑骂槐，是用纪念周恩来的名义去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这是在当时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强烈的好像亿万民众都怀念周恩来的现象，这点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说清楚的。事实上随着八十年代到来以后，大多数人越来越对周恩来的情况有了更正确的认识，连邓小平也都不说周恩来当年文化革命中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八九之前在这段时间之内，连中共当局的领导人也不好再把周恩来的形象捧的那么高了。那么中共现在纪念周恩来，别看它调子唱的很高，但是它内容相当空泛，几乎没有内容，给一大堆很空洞的形容词，缺乏具体的内容。
胡平继续说道：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周恩来当总理的那么多年，恰恰是中国各方面相当糟糕的。别的不说，光是一场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那么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可避免的就负有极大的责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一方面饱受各种政治运动之苦，另一方面物质生活上也相当的贫乏。这样一种情况，那作为当时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你怎么能推脱掉你的责任呢？怎么能说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总理呢？所以这本身就根本站不住脚。
另外从文化革命，从很多情况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实际上他和毛泽东这种很特殊的关系，这点在高文谦先生那本《晚年周恩来》中有了很具体的描述。我在评论《晚年周恩来》这本书中也谈到，这点恰恰表明了共产党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在这种制度之下，哪怕你也是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你也必须服从“伟大领袖”这种权威，不能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一旦提出不同的意见，那就象彭德怀这些人把你打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周恩来就扮演一个完全顺从毛泽东的这么一个角色。对此，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他的表现连共产党后来的领导人邓小平他们也觉得很难替他辩护。那么现在人们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官方也之强调他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让党不分裂等等。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可笑，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毛泽东做的是错的，你作为那么高级的领导人，为什么你一批评一反对，这个党就分裂了呢？为什么你一批评一反对这个大局就没有了呢？这本身造成这么一种最高领袖明摆着大家看的是错的，结果谁也不敢去反对，谁也不能去批评，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罪过，那这种制度是谁造起来的呢？恰恰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么一批人建造起来的，哪怕是一些很同情周恩来的人所说的，周恩来晚年的境况是个悲剧，是个制度造成的悲剧。
胡平表示：问题在于那个制度本身就是周恩来们所建造起来的，所以他自己就是那个悲剧的制造者，就不能再把他当成仅仅是一个是悲剧的受害者，问题在这个地方。他和那些别的人，那些官职不高的人，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他们在共产制度之下，有时候也要说假话，有时候也要做一些违心的事情，但他们是被动的牺牲品，而周恩来呢，恰恰是这种罪恶的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所以这件事本身就不能再用这个制度的原因替他的行为做辩护，因为这个制度就是他造起来的。这一点一旦明确下来，那我们就对周恩来在整个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责任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中共在各种纪念活动之外，还高调推出《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一书，介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为周恩来辩诬和正名”，以反击高文谦的著作《晚年周恩来》认为周是文革“帮凶”的观点。
胡平表示：第一，连它们自己也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而你周恩来是整个浩劫中一直是个前台人物，是毛泽东左右手这么一个重要地位，那怎么能说你是清白的呢？官方的辩护无非就是说他是不得已，他是忍辱负重，是为了顾全大局。就象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去批评去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呢？如果说是那个整个制度造成的，在那种制度下你没有任何力量去纠正，或者说在那个制度之下，如果你试图去纠正就会引起更糟糕的后果，假如这么说的话，拿这种理由来为周恩来当时的这种做法辩护的话，那恰恰就证明了这个制度本身有多么可恶。可恶到这种程度，以致于你作为总理的人都不能提出任何的批评任何不同的意见，以致于那么多所谓无产阶级老一代革命家就只有听任毛泽东这么胡搞一气，给整个民族包括也给他们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灾难，那么这个制度是谁建造成的呢？不就是你们建造起来的吗？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就更没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胡平说：当年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的时候也提到，他不止批评斯大林在那场大清洗中所犯的杀人魔王暴君的那种角色，同时也批评了当时那些俄国共产党领导人，批评了这个党。他说的很对也很清楚，要搞这样一个清洗，需要一个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党。在这样的党里头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打倒的前一刻还在毫不留情的把别人给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天的朋友或者是战友交出去送惩办。所以今天这些带着受难者光环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充当过杀害别的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至于他们还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那就不用说了。所以索尔仁尼琴说：也许正是需要一个1937年才能表明它们神气活现的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
胡平继续说道：就象中国你也可以这么说：也许正需要一个文化大革命，你才能看这个党有多丑恶，你才能看到这些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多么的不公允，多么的窝囊，在这个暴君之下是多么的卑躬屈膝，所以它们平时所宣传的各种各样的高尚美德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多么的虚假。就象索尔维尼琴讲的：从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令人厌恶的主要还不是斯大林和他的帮手，而是那些所谓包括那些被整的人、被斯大林清洗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在这种清洗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上的卑贱就令人作呕。中国文化革命中也有同样的问题，周恩来也有同样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毛泽东在这场浩劫中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作为党内那么高地位的人，你不敢进行任何正面的批评，不能去纠正，还不得不去顺从，还不得不一起举起小红书去歌功颂德。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高级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打倒的人，当然他怎么保住自己地位的呢，就是不断的出卖别人，凡是毛泽东想打倒谁，他就举手表示赞同去打倒谁。哪怕对他身边的人，对他干女儿，对他的亲弟弟，一旦看到毛泽东要整了，或者根本不是毛泽东就是江青想整了，他也毫不犹豫的把别人送出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哪能看到什么高风亮节呢？这完全是个讽刺嘛。
胡平在谈到1月17日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一周年的忌辰。周恩来的死忌日和赵紫阳只相差几天，中共决策者对悼念周恩来有这么明显不同的态度时表示：这两个不同正好说明了这两个人在当前对于维护共产党专制他们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意义。它现在这么高调纪念周恩来还是为了维护它的一党专制。而现在对民间纪念赵紫阳这么恐惧，这么去加以打压，那正好它知道赵紫阳，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晚年赵紫阳，他的所作所为是和共产党的专政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恰恰从中共当前对周恩来的忌日和赵紫阳的忌日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你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对于中共专制这种罪恶，他们具有怎么样不同的意义。
去年11月份中共纪念了胡耀邦90周年的诞辰，有分析指出，周恩来的“没有一句空话”正好可以跟胡耀邦的“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相呼应，而中国官方表示周恩来“人格风为人称颂”，也正好跟胡温认为胡耀邦“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榜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国容许网民讨论周恩来去世三十周年，也有间接地推销了胡温路线的用心。
对此胡平表示：现在中共把周恩来和胡耀邦作为一种相提并论，其实是不伦不类。周恩来怎么不说一句空话，他满嘴都是空话。你查查他的讲话，朝重处说，那根本都是谎言，按照最好的解释也是违心之论，说他是空话已经是很轻的指责了。跟胡耀邦相比，胡耀邦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也是经过文革这种冲击，才痛定思痛，对这个体制的错误有所认识，因此在台上的时期试图推行一种比较宽松的、更有改革色彩的政治路线。人们之所以肯定胡耀邦，其实主要是在于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在周恩来身上恰恰是看不到的。周恩来一直到死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他有要改革制度的这么一种愿望。就是因为纪念胡耀邦，胡耀邦去世曾经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八九民运。在这一点上和当年周恩来去世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四五运动有类似之处。因此你乍一看去，这两个中共的领导人都是能够得到民间民众的自发的尊敬的人物，所以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借这个题来发挥，把这两个连起来。当年人们纪念周恩来，实际上主要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因此随着四人帮的打倒，毛泽东的去世，在以后那么多年民间再也没有自发的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了，尽管那个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到后来变成完全正当了、完全合法了，但是民间再也没有这种运动了，反而民间对周恩来批评的声音是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和八九民运，和人们当时纪念胡耀邦的情况就不一样，人们纪念胡耀邦恰恰是对他当时坚持自由化，主张政治改革的这么一种路线，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同。而且当时人们纪念胡耀邦其实也含有这么一个意义，那就是说以纪念胡耀邦作为一个聚集点，从而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表达他们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这么一种愿望的一个机会。所以八九民运之所以从纪念胡耀邦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目标的这么一场民主运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在过了十几年之后，八九民运的意义，它为什么以纪念胡耀邦作为事件的导火线、一个出发点，就应该看的更清楚了。
在谈到胡温目前的一系列举措，是否与现在全球700万的退党大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时，胡平说：总的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把这些死去的所谓老一代的领导人想当然随便加以运用，宣扬他们的种种功绩，有些宣扬他们种种的崇高美德，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统治，维护它们自己的地位，当然也是鉴于现今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间的威望那简直是一落千丈，完全成了反派力量的一个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采取谴责、批判的这种态度。不要说在组织上，尤其是在思想上，对共产党说不的人是越来越多。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想抬出一些经过精心打扮的亡灵，试图给共产党这种形象加以某种装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可以肯定它这个完全是违背事实，是徒劳的。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写到，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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