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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自从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国以来，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网站便应运而生。在民间网站中，尽量避免敏感时政问题、专打擦边球的自律者多，而坚守信息自由立场的勇者寡。在极少数敢于突破言论封锁的民间网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无疑是大胆而坚韧的民间网站之一。在这个网站里，几乎所有的敏感时政新闻和敏感人士的言论都能见到。而且，这个网站积极参与网络维权，特别是在“刘狄案”和“杜导斌案”中，作为专门的签名网址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该网站都先后被关闭了几十次，主持人也都遭到官方的骚扰和迫害。套用“屡败屡战”的古语，该网站可谓是“屡关屡开”。
看野渡整理出的《民主与自由》大事记，从2001年8月28日起，该网站已经被迫关闭四十七次，每次的理由都是该网站“有严重问题”或“有违法信息”。野渡为了坚持开站，不断地变换网上空间，先后转辗广东、江西、河北、四川、上海、甘肃、福建、北京、甚至英国等地，租用过几十个服务器供应商提供的空间。同时，为了生存下去，野渡还改变了该网站的名字，把《民主与自由》改为《观点》，但这根本无法逃过网警们的监控。
该网站的关开之频繁和时间之短，让不了解中国网络状况的人难以想象。2002年7月，该网站在一个月内关开了三次。之后，该网站每一次重开后的生存时间越来越短，依次为二十天、十天、九天、三天、两天、一天、不足24小时，最短的生存时间居然不足三个小时。2005年10月18日，该网站被第四十六次关闭并取缔备案。从中共的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角度讲，取消备案意味着该网站在大陆的彻底关闭。但野渡还是再次重开。2005年11月25日，该网站第四十七次被关。
由于《民主与自由》为扩展大陆的民间言论空间和争取言论自由所作的不懈努力，更由于中共官权蛮横而违法的封网举动，该网站的作为和遭遇自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4年5月23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民主与自由》网站的长篇报道《在网络夹缝中生存的网络管理员》；《亚洲媒介》、《中国时报》、台北中央电台、美国希望之声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境外媒体，也多次报道过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的艰难生存状况。
然而，官方对国际舆论的批评毫无在乎，反而屡屡用卑劣的手段进行打压。野渡为了坚持办《民主与自由》付出不小的个人代价：先是丢掉了广州电大的教职，失去固定收入必然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但失去饭碗并没有吓退他，广州警方又采取让他居无定所的办法进行骚扰。从2004年9月到2005年11月，警方躲在幕后恐吓房东，让房东不得不出面赶野渡搬家，短短的一年内居然有五次至多。对此，野渡自嘲说：“我已经变成了专业搬家户。”
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前，广州警方对野渡开始新一轮的驱赶行动。当地的江南中街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轮番骚扰野渡的房东：如不赶走野渡就要动用消防检查等各种手段“修理”房东。2005年11月28日，野渡就警察的非法威胁向广州市公安局投诉，非但没有任何回音，反而招来变本加厉的威胁。江南中街派出所和居委会勒令房东必须在几天内把野渡赶走。无奈之下，野渡准备借钱购买住房，以解决多次被迫搬迁的麻烦，警察居然又找上了正在与野渡洽谈交易的业主进行恐吓。
更为卑鄙的是，警察还多次到野渡的妻子所在单位进行骚扰，并宣称说直到把野渡赶出广州为止。单位负责人被迫找到野渡妻子谈话，暗示让她“考虑清楚”现在的婚姻。当这一切威胁全部失效之后，他妻子所在台湾统一企业集团广州分公司慑于警方的威胁，把她发配到一个偏僻地段负责业务。该企业主管还放话说：要么就辞职，要么等不能完成业务工作被末位淘汰。
用砸饭碗和逼迫搬家的手段来迫害异见人士，已经不是偶尔为之的手段而是常规。据我所知，近年来，遭到这种迫害的异见人士绝非野渡一人。
创办过自由主义网站《羊子家园》的杨子立先生，早在他被捕且被判处八年重刑之前的2000年，他和妻子路坤就成多次被房东逼迫搬家，屡受居无定所的漂泊之苦，背后的操纵者自然是北京警方。
曾经就职于《法制日报》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先后两次被解职。
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开除教职。
西藏女作家唯色被开除公职且至今拿不到护照。
维权律师郭国汀和高智晟的事务所先后被处以停业一年的惩罚，郭律师被迫出走加拿大，高律师却以罕见的勇气留在国内坚持维权。
小乔女士原本在上海有不错的工作，但在警察的屡次捣乱下，她也丢掉了饭碗，不得不南下深圳谋生。但在深圳她同样遭到警察的骚扰，两次找到工作又两次被炒鱿鱼，逼得小乔只能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在北京居住的陈永苗最具代表性。他在不同媒体工作的2年里，由于官权的压力，先后换了五家媒体。2003年10月到《新京报》就职，北京警察先后二批找到单位领导施加压力；2004年5月，他刚到《法制晚报》，警察又来打招呼施压；2004年11月到2005年3月，他受聘于《法制早报》，在悼念赵紫阳和北京“两会”的期间，两次被警方软禁，共25天。软禁结束后，《法制早报》解除了他的职位；2005年7月，他受聘于新华社所办的《国家先驱导报》，因为他代表中国民间各界起草了“给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的贺电”，在11月被新华社领导要求离开。后来，他找到中国法学会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没想到，原来的《新周报》总编辑赵世龙居然到中国法学会打小报告，使陈永苗再次不得不离开。
陈永苗不仅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他在北京的家居也受到影响。他因参与“悼念赵紫阳”被软禁，放回后却被迫搬家，而且是在2004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他的住处所在地的北京空军某部门要求他立刻搬走。之后，他又被迫大半夜里搬家一次。
如此频繁的失去工作和变换住所，使陈永苗本人哭笑不得，以至于他在自己的msN上戏称“我要去中南海找工作：干进中南海。”
尽管与那些遭遇文字狱的民间异见人士相比，野渡等人的遭遇还算“温柔”，至少没有被关进监狱。但无论怎样“温柔”，也是他们的工作权、居住权、甚至婚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当局使用的是执法违法的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
官权的打压固然凸现了独裁政权的伪善和民间维权的风险，但随着民间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其维权勇气也在同步增加。频繁的文字狱压不垮政治异见的表达，砸饭碗的威慑和居住权的侵犯更无法让民间彻底沉默。恰恰相反，无权无势的民间人士反而更坚定投身于自由写作和维权事业。
同时，在官权高压的民间维权事业却持续高涨，不断地造就网络维权的“明星”，造就底层维权的草根英雄，造就越来越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在近年来的维权运动中，几乎每年都能涌现出“维权勇士”或“真话英雄”的新面孔，《亚洲周刊》选出的2005年风云人物中，就有中国的十四位维权律师上榜。
换言之，对于改革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国力军力的俱增，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变化，不仅是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使民间生存空间得到持续拓展，官权的砸饭碗迫害逐渐失效；价值分化使官方主旋律无人倾听，独立于官方的民间价值标准正在形成。
这是光明与黑暗、抗争与压制并存的复杂局面，官方统治效力下降和民间维权力量增长，既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也表现为镇压的残酷性有效性的下降和民间道义勇气的提升，加之官方在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已经使官权通吃而民间驯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毋宁说，每一位被官权暂时剥夺失去权的人士，既表征着官权的自我贬值，也意味着民间力量的又一次扩大和积累；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每一次官民对抗的结果，也越来越显露出自发抗争的坦荡与强权压制的虚弱。
所以，眼睛向上，寄希望于中南海出现“明主”，带来的必然是一次次的失望和悲观；而眼睛向下，相信民间的觉醒、智慧和勇气，坚定地立足于独立民间力量的发育与扩张，才会超越对恩人政治的期望与期望落空的悲观之间的恶性循环，而逐渐培育出一种乐观开朗的民间生态。
正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官民博弈时代，所以我相信，以野渡的性格和信念而论，他的网站第四十七被关，绝非民间网站的墓志铭，民主与自由不死，以“民主与自由”命名的网站，也决不会屈从于官权的高压。
2006年1月8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200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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