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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何以狂飙突至？
从三月中旬开始的西藏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后续发展，并迅速弥漫全球——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抗议和反抗议的戏剧性事件，各国政要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的悬念，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华侨集会游行支持北京奥运抗议西方政府与媒体，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的群体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愈演愈烈，令国际瞩目。惊诧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所为何来？
在前一阶段，胡锦涛先生的答案是：西藏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
而达赖喇嘛则多次重申，并不追求西藏独立，仅要求落实高度自治，并声言百分之百支持北京奥运。
对于西藏的主权地位，在北京和达赖喇嘛双方的声明中，并无矛盾，不存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然而，何以北京一口咬定达赖喇嘛所持的是他自己反对的立场，不容争辩？
重要者在于，为什么世界民主国家几乎众口一词，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在国际主流社会，藏人及其藏传佛教被北京政权压迫，几乎已成共识。3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及10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印度与达赖喇嘛会晤，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指控展开调查；德国总理及外长将不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英国查尔斯王子，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的国家领导人也做出了同样决定；法国总统也声称，鉴于西藏局势他或许不出席北京奥运，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欧盟领导人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除非中共和达赖喇嘛就西藏目前的局势進行对话……。原因究竟何在？
中国的舆论主调认为：“因为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引起西方列强的嫉妒和恐惧，因此西方一致要想尽办法压制中国的崛起。目前若阻止北京奥运成功，正是压制中国崛起的最佳策略。而西藏问题的出现和放大，正足以狙击北京奥运。”这就是流行于中国愤青中的“西方阴谋论”的主旋律。
“国家崛起”，这既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又可以激发国民的道德义愤，并诱导出无边无际的罗曼蒂克想象。
问题是，哪种奥运？什么国家？如何崛起？
北京的抉择：汉城还是柏林？
对中国而言，主要存在两种可能的奥运前景：1936年柏林奥运和1988年汉城奥运。
2007年之前，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主流知识界还对北京奥运办成汉城式奥运怀有期待。因为二者确实存在可比性。譬如，中韩两国都有作为历史悲剧与创伤的类似事件：中国有1989年“6.4”屠杀，而韩国有1980年“5.18”光州镇压；二十年前韩国有在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起飞，而二十多年来中国有在政治收紧下的经济成长；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观念在两国知识圈和青年学生中都有相当高的认同感；国际主流社会及其文化对这两个社会都广有影响；历史上二者同属儒家文化圈，而近年来广义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又在这两个民间社会有广泛传播……，以上种种，都是双方共享的经验。鉴于汉城奥运作为韩国民主化转捩点的功能，国际社会与部分中国国民把类似的憧憬投向了北京奥运。
然而，一年多以来，从中南海拒不履行申奥时的承诺之种种表现看，从胡佳等人因言获罪的案例看，从西藏事件中北京的态度看，这种“汉城式”的期望正在黯淡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家们开始频频地把北京奥运与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联系起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很多德国人看来，与希特勒之前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相比，强大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显然更加优越，它实现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清除了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消泯了不和谐的声音，获得了经济的高速起飞。而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应当成为里程碑——德意志崛起的标志。于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事实上，纳粹（NAZI,NationalSocialism,Nationalsozialismus）就得名于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坚信，德国的模式将取代英美的民主模式成为人类新的典范。当年德人的上述心态，与当下中国部分愤青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
是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洋洋大观，德国是崛起了。然而，它带给德国人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焚书之火，是新闻自由被取消，是纳粹党之外的政党被取缔，是犹太人被“最终解决”。然后是，战争，战败，一片废墟。
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作为一次和平、文明，文化与新闻开放交流的盛会，提高了韩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它的的辉煌成功，为韩国的政治转型打开了大门，对韩国民主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
汉城奥运与柏林奥运恰成对比，在国内外环境、国民心态以及统治者心态等方面，两国迥然不同。韩国获得1988年奥运会主办权是在1981年。当时的韩国，经济虽已起飞，但刚刚经过1980年光州大屠杀事件，全球反感并抵制，不少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取消汉城奥运资格。在野党激烈公开地与军政府对立。这与1933-1936年希特勒执政初期那种举国一致的骄横与疯狂很不一样。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一方（韩国）在政治上缺乏地位，是国际弃儿，渴望利用奥运会与国际接轨，确立正面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德国）则政治上狂妄自大，意识形态自以为是，企图利用奥运会在全球扬威，确立新型政治模式（法西斯主义），独步全球。
在国际环境方面，当韩国军政府1987年6月试图再次用光州的方式镇压“六月抗争”，镇压汉城百万人要求改宪的示威时，遭致国际强烈反对。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支持韩国民主化，要求韩国当局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民决议案。若韩国当局顽抗，到手的奥运会主办权就可能丧失。这一致命的打击，将导致政局不稳。在此巨大压力下，韩国军政府镇压不能，于是只能选择全面妥协，向民意投降，由卢泰愚宣布“6．29”民主化宣言。而对于1936年奥运会前后的希特勒德国，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则采取了遗恨千古的绥靖政策，一味迁就，步步退让，德国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一次规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
今天的北京奥运的态势，在经济上，与韩国与德国当年奥运做东时情势相似，三国都有一段经济的高速起飞作为背景。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北京与当年汉城当局有类似之处：共产主义远没有当年希特勒时代的法西斯主义那样威风了，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已经破产，虽然有人献媚礼赞“中国模式”，但统治者心知肚明，他们已经无力无胆再造一个新意识形态来与普世价值对抗了。而且六四屠城与光州屠杀一样，仍是统治者的心病和包袱。因此，从根本上讲，北京的出路乃在于，进入国际主流秩序，而不是对抗这种秩序。虽然如此，今天的北京当局似乎比当年的全斗焕们底气要盛。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以及十几年来连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规模。此外，还有人类健忘的本性，而六四事件也比当年光州事件距奥运拉开得更远了。
在国际环境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以及当下国际性反恐等因素，中国所受国际社会压力远没有当年南韩当局那样严峻，然而国际社会也不是当年张伯伦对希特勒的那种绥靖政策了，这次西藏事件里西方各国的态度就是明证。因此北京的政治生态环境，乃是处于当年的柏林与汉城二者的中间。
既然北京当局的当下情势，处于当年的柏林与汉城当局二者之中，那么，何去何从，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北京当权者的权衡与选择了。千秋功罪，在一念之差。
国家崛起的悲喜剧
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先后迅猛崛起并挑战英美法式主流政治秩序——自由民主模式的，主要有德国、日本和苏联。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人称“大国崛起的悲剧”。
何以迅速崛起又迅速陨落？简括而言，其起伏脉络在于，这些后起的国家，在其历史上曾有过曲折的经历，这些经历被政权的垄断性宣传夸张，从而被铸造为锥心的国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被迫害想象。统治者们把国际关系理解为纯粹的丛林法则，一切围绕国与国之间的胜负旋转。他们的思考完全以国族为单位、为核心；而完全抹杀国民个人的权利。而崛起为强国的焦虑感，使他们专注于国家之间的争夺特别是战争。这就促使当政者汲汲于集中国家的权力。于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必定诞生。而且，不容对这个主权者有任何批评与制约，必须允许他独断、绝对自由地判定国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并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哪怕为此而牺牲臣民的生命和自由。这就是“主权至上”的霍布斯式的逻辑，它促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乃至极权主义体制。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是，设计出一种国家体制，这种体制能够确保集中国家力量，有极高效率，能够优先发展军事，确保权力集中；相应地，也通过法律强制，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培养服从的公民，鼓吹国家主义，鼓舞国民为了国家牺牲一切的精神。这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虽然可以暂时奏效，他们的确也迅速发挥出了可见的力量，但却忽视了真正具有长远效力的国家力量：忽视了由於内部的优良治理和宪政体制，公民为维护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发出来的软力量。该体制由于与人性不合，扼杀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故后劲乏力，最终难于竞争过宪政民主及市场经济制度，难逃失败之命。
于是，我们看到一条似乎矛盾的原则：那些在原初并不致力于追求对外强大而着重致力於内部善治保障人权的国家，最终却持久地强大；而一心致力于迅速对外强大的国家，最终却走向了毁灭。
这里的秘密，在于立国原则。在于基本制度。看看德、日两国，在二战之前，以极权的方式强行崛起，结果遭致美、英等国家毁灭性的打击。而在二战之后，以纳入世界主流的方式崛起，以民主宪政的方式崛起，结果获得美、英（如马歇尔计划等等）大力援助，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在很多方面超越英美。因此猜测说目前的一切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遭忌，是罔顾事实的偏见。这里的关键词，是制度，是价值体系。
新契机浮出水面？
当下，因西藏事件导致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骤然对峙，使中国的与国际基本政治秩序的不和谐性，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刺目地凸显了出来。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将近20年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共产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与过去已面目全非，虽然在外交上一直韬晦和低调，但在国内政治上却仍然固守垄断性的权力，漠视公民的宪法权利。以致在这次西藏——奥运火炬——愤青游行事件中，如轮回一样，再次出现了晚清时代的连环套：“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得可悲局面。以致世人心中的阴影愈益浓重：“北京是要用自己的制度挑战国际主流制度，还是逐渐融入国际主流大海之中？”这已成为文明人类的首要关切。
西藏发生的事，挑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纵然令北京不愉快，然而正视现实，早比晚好，不至于使自己长期陷于自己正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桃花梦中，最后令自己徒增尴尬。
最后想指出的是，即使处在今天这一中西僵持的局面下，也并不必然预示着北京奥运必然走向柏林奥运。最近，人们注意到，在国际舆论强大规劝与压力下，4月25日，北京终于同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了。无疑，这是一个正面的信号。考虑到不久前，胡锦涛在和布什电话交谈过程中，在台湾问题上首次公开承认“一中各表”的政治姿态。联系这两方面动向，有理由被视为出现了正面的进展，有理由被视为北京内部较为文明的声音浮出水面。笔者想反复强调，达赖喇嘛，这位世界上广受崇敬的精神导师，是西藏问题的枢纽，是化解汉藏僵局的钥匙，汉藏关系也好，人文奥运也好，绕开达赖喇嘛是不会获致双赢结果的。他最近有关藏区事件以及奥运的呼吁，通情达理，是有利于汉藏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西藏问题解决的。如果北京同意谈判，象征着当局业已领悟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开端的价值不容抹煞。
希望北京继续保持清明的态度，有诚意地与达赖喇嘛坐下来协商，如达赖喇嘛今天对中国信教者的声明中所期望的，“我不认为打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我坚信，通过藏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才是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倘能真正如此，那么北京的2008奥运会就将获得广泛支持，成为汉藏关系解冻的转捩点，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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