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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给大灾难的死者以国家性的哀悼，是一个国家给予生命的最大敬重，也是举国之民给予难属的最大安慰，更是国家对生者的最大激励。
近年来，中国频发大型天灾人祸，每一次造成惨重伤亡的灾难过后，民间都会发出“为死者降半旗”呼吁。2008年以来，大雪灾和重大铁路事故之后，“降半旗”的民间呼声日益增高；5•12大地震以来，这种民间呼声变得格外响亮，民间也提出把5•12定为“汶川大地震国难纪念日”。
5月18日，当我从晚间新闻里听到全国哀悼日的《国务院公告》时，我的内心有真挚的感动。政府决定5•19为全国日悼念，遵循了祭奠死者以“七”为周期的中国传统，5月19日正好是“头七”。
5月19日14时28分，为汶川大地震的34073遇难者，也为这些死者的家人，国旗降下，悲笛长鸣，举国默哀，我第一次对国旗产生了敬意。
这一刻，必将与5•12一起进入历史，变成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因为，五十九年来，中国国旗第一次为天灾中死去的平民降下。
俱往矣，1949年后的中国有着太多不堪回首的日子，无数国人的生命毁于太多的人祸天灾，但国旗只为最有权势者的死亡而降，甚至仅仅为“以百姓为刍狗”的暴君而降，却从来没有为平民而降。
死于最为暴虐的毛泽东时代的国人，可谓不计其数。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让无数生命毁于红卫兵造反与群众专政。即便是纯属天灾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吞噬了24万生命，但毛泽东的冷血决不允许下半旗。而当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病死，国旗却为之降、汽笛为之鸣、举国为之哀。
后毛时代，死于天灾人祸的国人，也不在少数。大洪水、SARS、频繁的矿难，火车脱轨，……特别是死于六四的学生和市民，是国家的钢铁机器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屠杀，是暴政制造的惨烈人祸，所以，六四亡灵最应该得到国家性哀悼，但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却最难得到下半旗的悼念。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的国家哀悼日，再过半个月就是六四十九年祭日。十九年即将过去，大屠杀的头号罪魁邓小平得到下半旗的哀悼也已经11年了，但六四亡灵，不但从来没有得到过下半旗的致哀，甚至连六四难属们的祭奠也难以公开进行。现在，六四遇难者的母亲们，大都白发苍苍，还有一些母亲已经倒在为孩子的亡灵讨还正义的路上，她们已经看不到国旗为自己的孩子降下的那一天。
十九年来，六四亡灵和他们的母亲所面对的，与其说是太黑太冷的天堂，不如说太黑太冷的人间；与其说是太过冷血的社会，不如说是太没人性的政权。
5月19日14时28分，国旗降下的那一刻，我哭了。
这是欣慰的泪，为几万名大地震的遇难者，他们的亡灵得到了安慰。
这更是悲伤的泪，为几十年来死于制度性人祸的遇难者，为死于大跃进、文革和六四的平民，他们的在天之灵至今没有得到国家性哀悼。
如果说，为大天灾中的遇难者降旗，第一次表达了公权力向人性、生命和民意的靠近，那么，为六四等制度性人祸的遇难者下半旗，将是公权力向普世人权的归顺，也是国家性正义的第一次公开表达，更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标志。
今天国旗降下，愿大地震中的死者安息、生者坚强！
哪一天国旗再降，让“六•四”等人祸的遇难者安息，让中国的伤口愈合！
2008年5月19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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