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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胡平
"六四"十九周年将至，我们又听到一些为"六四"屠杀辩护的论调，在此不妨略加驳斥。有些人说，那帮民运领袖素质太差，嘴上高喊民主，骨子里比共产党还更不民主，与其让他们上台，还不如继续让共产党接着干呢。
据说邓小平在"六四"前夕讲过，我们要是再让步，就把整个政权都送给这帮学生了。
我说此论奇怪，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根本不通。非暴力民主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宣布放弃一党专制，然後举行自由选举。这不是把政权拱手交给广场上的民运领袖，而是还政於民，交给全体人民。到那时你既可投票给这帮民运领袖，也可投票给前共产党，或者是投给其他你中意的人物。靠暴力夺权的革命党才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今天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明天就得接受他们的统治。到时候他们若不实行民主，你只好连呼上当。非暴力民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自觉参与，它没有暴力工具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他人。它只能瓦解强权，却不能制造强权。它可以对抗强权，但它本身并不是强权。支持这样的事业并不是帮他人夺取权力，而是为大家赢得权利。就算某位大力鼓吹婚姻自主的人实际上是个流氓，但认同这个主张绝不等於到头来要你非嫁给他不可。因此，借口某些民运领袖素质低劣，便转而不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不支持非暴力民主运动，维护现有的专制政权，并且对专制者血腥镇压异议人士漠然置之，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上述议论不符合逻辑，但却投合了某些人的心态。如今流行的各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包括把"六四"轻描淡写，以为无损於邓小平英明伟大的论调，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合理化，是一种自欺。持此论调者，许多人本来对共产专制、对"六四"事件也是满怀义愤的，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总是力图使自己的内在思想与其外在言行保持一致。如果他不能用思想指导行为，他就要用行为调整思想。如果你不敢坚持抗议，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抗议是不必要的，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见到婆婆欺负媳妇，你可以想，等媳妇成了婆婆，还不是一样反过去欺负别人。见到强盗杀害儿童，你可以想，若让这儿童长大成人，说不定比那强盗还坏。这样一想，心中似乎便释然了。现在，我们一讲起各自在毛时代的种种愚蠢的观点言论，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但若细细追究下去，所谓被欺骗难道就仅仅是被欺骗，难道其中就没有自欺的成份？经验告诉我们，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又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情境之中，许多人都会有合理化的心理需要，有自欺的心理需要，所以一种自欺欺人的为暴政辩护的合理化观点也很容易流传开来，这种流传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自欺的力量。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许多被压迫者那里会有一种和压迫者认同的心理倾向。压迫令人屈辱，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於把压迫不再当作压迫，而是当作必要的管束。有了这种需要，自然不难找到说词，虽然漏洞百出，总可麻痹一阵。人的良心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良心是这样一种东西，除非你自己也去加把力扭曲它，否则任谁也不能将它扭曲。
也许你会反驳我："不，事情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不错，我们当初都热情地支持过八九民运，我们也都愤怒地抗议过"六四"屠杀。但是几年下来之後，我们冷静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当初做的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吓怕了，故意编出一套说词自欺欺人，而是我们想通了，真的是想通了。"我不信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只会更糟糕。能认错本是好事，但是，在被打被杀之後去认错却是坏事，只要你的错是思想认识之错，只要你的错并未侵害他人。如果你是在高压之下被迫认错，你实际上并没有服气，那另当别论。如果你竟然心悦诚服，因此反过来承认我们当初该打该杀，打的有理杀的必要，多亏邓小平下令开枪当头棒喝，才使我们变得清醒，事後多年才渐渐体会到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打我们杀我们其实全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你就把自己看得太下贱了！
民众当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凡人皆可犯错。唯能犯错，人才是人。犯错误是人类的特权。不准犯错误就是不准人是人。举凡各种权利，其实也就是犯各种错误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说错话的自由，因为说错话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因为只有试错才能得真。但不能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错人无法使之复生。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凡是在正当权利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只能让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只能被说服，不能被镇压。哪怕你的见解比我更正确，你若因此镇压我，你的行为就比我更错误。我可以改正我的认识，但我绝不能认可你的镇压。我错了也是对的（英文right，既表示"正确"，又表示"权利"），你对了也是错的。
讲到犯错误，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小平犯的错误还少了吗？连邓自己也承认从政一生，错占五成。专制者也犯错，我们也犯错。可是，这两种错是何等的不同。专制者一错，例如反右"扩大化"之错，那就是让五十万人青春断送，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到头来还是高坐台上，美其名曰"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一"错"，例如"错误"地参加了"动乱"，无非是说"错"了话，上"错"了街，游"错"了行，还没有伤害任何人（起码是还没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吧），到头来我们就被杀被抓，被监禁被流亡。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么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么他们不是人，要么我们不是人。
摘自《评邓》（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3－7月号，收入《犬儒病》），个别文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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