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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自6月28日起，瓮安事件、上海杨佳袭警事件、张家界被拆迁户煤气罐攻击政府大楼事件、上海商贩砍伤城管案、杭州商贩砍伤城管案、上海商贩砍伤市场管理人员案、广东惠州骚乱事件••••••短短十几天时间内，事件一起接一起地提醒我们中国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和谐”社会，事实上，在瓮安事件发生后回顾西藏骚乱事件，人们不应再将其仅视为民族矛盾引起的冲突，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分析3月10日到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抗争与压制的较量，不得不承认，西藏骚乱与瓮安事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政府的强力压制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相反却很容易招致民间的暴力反弹。
对中国历史稍具知识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官逼民反历来便是文学和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因而我们不必过多地解释这些暴力反抗事件的起因，但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政府最为关切的奥运前发生这么多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对未来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现在民间普遍有一种说法，2008年是中国的灾年，从年初的冻灾到5•12四川地震，似乎都预示着这一年是不平常的。将天灾与政治和社会的演变放在一起谈论不够严肃，且带有不可为凭的神秘主义成分。但是，如果看到天灾中的人祸成分，我们应该承认它们和众多暴力冲突事件一样，表明了权力齿轮运转的错位与失灵：冻灾显示中国政府的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僵化缓慢、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地震的巨大伤亡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地震预警、发布机制落后，建筑质量低劣、救援观念落后有关。
而民间暴力反抗官权的频发事件则表明政府的权力使用不仅在应该有为的时候低效、麻木、懈怠，更在不应有为的情况下以“高效”的方式肆意侵害民众利益。这其实是一个问题：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越来越只顾权力者自身的利益，当它的利益与民众利益冲突时，便随时可以启动打压、迫害程序。十九年来，年年如此，不同的是十九年过去了，十九年足够一代人成长，也足以让累计的矛盾变得再也难以令人忍受。
让政府和公权力回到它们应处的位置——服务于民众，除此没有别的利益——在市场经济因素占有越来越大社会份额的时代，必须启动民主与宪政改革，这是常识，也是被说了无数遍的浅显道理。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积极变化吗？
正如地震多会有一些前兆，对一个社会来说，这样频繁的社会冲突事件已发出足够多的预警，如果没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变换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冲突事件加速化的趋势，最终迎来难以预料的非程序性社会巨变，任何理性的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可是，掌控着超级镇压力量并自信对这种力量运用自如的中共统治阶层能够意识到这一危机的严重程度、有勇气与民间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变革吗？这是社会对国家的警告，政府不能傲慢地漠然置之.
等待七年之久的北京奥运来临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群体冲突和暴力攻击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件一时间此起彼伏，令人感到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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