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奎德
今天，八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军节。
八十一年前，自从中共建立了这支军队——无论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就一直属于中共一党所私有。这一支私家军，成为该党最重要的政治工具，是该党夺取政权并维系其垄断性权力的“通灵宝玉”。
人们注意到，为了保持对政权的独家垄断，自去年“八、一”（建军80周年）以来，中共官方报刊上，充斥了抗拒、批判“军队国家化”的言论，从最高军头到高级将领，个个唯恐表态不力，纷纷层层加码，声色俱厉。
这说明，中共高层已经直感到“军队国家化”已成了滔滔大势，难于阻挡了。在毛时代，在毛党铁腕强力掌控军队和国家机器的情势下，是完全不必如此虚张声势地批判“军队国家化’的，当年报刊上甚至都见不到这五个字的踪影。近年中共发出的那些抗拒性的呼啸，反映了他们深刻的惶恐不安。
问题是，他们的这种声嘶力竭的呼号是否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正当性？
试问，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是公开反对“军队国家化”主张的吗？也许我孤陋寡闻，但就我的见闻范围，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答案是没有。
甚至，就是在中国，如果查看一下中共主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敢明文写上中共报刊天天鼓噪的“党指挥枪”——即，国家的武装力量掌握在某个政党手中——这样的词句。该宪法所载的有关条文是：“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因此，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即使在中国，反对军队国家化，也是违宪的行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的途径”。六十三年过去了，如今，居然连“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也不能公开见容于中国大陆了。中国政治之非文明化到了如此地步，真可谓情何以堪！
反观台湾，国民党，这个共产党长期的冤家对头，同时也是吸吮了列宁主义狼奶的异父兄弟，它的军队，经过长时期脱胎换骨的演变，与民主化几乎同步，从早先的抗拒、疑虑，到后来的完全接受，由党军转型成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其实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转型为现代政党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这条路一步一步走来是相当困惑和艰险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常常令人产生不祥的预感。当年蒋经国先生骤然去世，李登辉先生就任总统，郝柏村先生执掌军权，其势极其微妙，千钧一髪。但郝先生，虽与李有政见之差异，但作为一位中华民国的军人，他最终遵从了宪法的法统，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没有演出一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血腥戏剧，足以为后世礼赞。
在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际，民进党的当选总统陈水扁在“国家机密档案空白的危机”中曾指出，“过去民进党被军中列为‘三合一敌人’，他也被认为是台独同路人，他一夕之间成为三军统帅，军方有疑虑是正常。”但是在投票截止时，参谋总长汤曜明（国民党员）在电视上公开宣示：“不论是谁当选，中华民国的国军都会效忠新的三军统帅，会效忠新的国家元首、新的总统。”这就表明，至此，在台湾，军队已经国家化，它已经独立于政党竞争之外，再也不是党军了。台湾的历史幸运在于，它避免了一场很可能引发政变、流血的转型。这是台湾政党轮替中军队国家化、中立化的重大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中国大陆能否走上类似台湾的军队国家化之路，目前尚在未定之天。虽然中共高层也在竭力公开抗拒，但从种种迹象看，一些导向军队国家化的因素已经在萌芽、壮大。
中共的解放军在文革初期，残酷镇压民众，后又直接介入国内派系政治——实施毛泽东的”三支两军”。1989年，解放军更是枪口对内，犯下六四屠城，残忍射杀学生与市民的滔天罪行。这些罪行，昭昭在目，成为解放军中稍有宪政知识和基本良知的官兵的耻辱与心病。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军人，更是痛心疾首，引以为奇耻大辱。他们明确希望军队改制，使军队真正成为非政治组织，与内政保持距离，对国内政治严守中立，不参与政治竞争，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借以彻底洗刷军人的历史耻辱。
上述基本共识，已成了年轻一代军人的主流。2001年在中国内外流传的一份《军方改革派意见书》，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趋势的象征。鉴于现代国家对军人教育程度要求的日益升高，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军人数目将像滚雪球一样，日益增加，势不可挡，成为推动军队国家化的主导性力量。
可以预见，今后几年，由于“大气候”与“小气候”的交互作用，“军队国家化”这五个字，将直抵中共的命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