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


中国进入了公民维权的阶段。1994年以来，群体性事件激增。早在2005年，就超过了八万起，每五分钟一起。为维权而上访的公民，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新的群体。在边疆，在首都，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都出现了锲而不舍坚决维护自己权益的公民。有人估计，中国的上诉上访者，常年累月保持着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的规模。他们所代表的人群，数以亿计。古今中外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社会现象，现在在中国出现了。

老百姓谁不想过太平日子？千千万万公民前赴后继走上维权之路，是逼出来的。中国存在着一群以侵犯人权为能事的干部，正如不久前中共一位省委书记所概括的，“经常侵犯群众利益”，“随意动用警力对付老百姓”。是他们，把老百姓逼得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而维权。也是在他们的逼迫下，形成了自觉为人权服务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幸的是，在中国，维护人权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欧洲议会决定把最高人权奖授予中国的人权工作者胡佳先生，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不难理解，在欧洲议会酝酿通过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我国的外交官为什么频频奉命干预，虚声恫吓，散布中欧关系将因此遭受所谓“严重的损害”之类的威胁性言论。结果当然相反。由于欧洲议会直截了当作出了这个正义的决定，中国人的心和欧洲人的心重合在一起了。这是最可靠的友谊，胜过一切短命的政治联盟。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中国老百姓维护普世人权，就是推动中国发展成为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成员；欧洲议会支持中国维护人权，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欧洲议会支持胡佳先生，是对中国一切人权工作者的普遍支持，是向一切受损害受欺压的中国公民伸出了声援之手。对那些把维护人权当作“犯罪”的干部来说，这是振聋发聩，进行启蒙教育。胡佳和其他一切“在押”的人权工作者，本来应该活跃在田间，在街头，在医疗所里，不应该蹲在阴森森的牢房里。

中国老百姓在维权过程中所做的事情，无非是向社会揭露真相，发出警告，提出诉求，要求纠正党政机关践踏人权的错误，要求赔偿，要求依法惩处渎职的官员，要求铲除危害人权的制度性根源。所有这一切正义而又合法的和平行动，都是文明社会中的健康现象，是建设市场秩序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是使共和国免于走向人民对立面的保证。中国的一党制使人权事业面临着特殊的艰难。一党制向中国人权勒索高昂的代价，但也正是一党制，更加凸现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中国的全部法律，连同中国的共和制度，正处在危险中！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维权，是推动中国进步最强大的力量。维护人权，就是护法，就是救国！侵权和反侵权，是中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现象。既然侵权已经成为官僚政治和权贵市场的家常便饭，维权就理所当然进入了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侵犯你的土地和房屋、自由和人身、水源和空气，侵犯你，侵犯你的亲人，侵犯你的朋友，一旦祸从天降，谁能躲得过去？请记住，在维权中生活，在生活中维权，这是一党专政强加在中国公民头上的命运和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