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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零八宪章》，意义非凡。
是的，《零八宪章》提出的基本理念与基本主张，既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早就阐明的普世价值，也是联署人以及其他很多人多年来在多种场合下讲过多次的常识和共识。然而它一旦写成宪章并呼吁国人积极参与，它就获得了极不寻常的意义。
有些人对宪章不满意，因为其中没有写进他们追求的某一理念、某一原则或某一利益目标。这不足为怪。宪章不可能、也不应该包罗万象。它只是为各种理念、信仰和利益诉求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有人说，你们向专制当局呼吁民主宪政，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不然。我们发布宪章，固然是面向当局，但更是面向公众。如果只是给当局看的，装进信封交上去不就成了吗？在这里，公开发布并征集签名这种形式是极其重要的。它体现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力量。很多人问，你们这样做有用吗？当然有用。我们并不指望一争取就成功，但我们知道不争取就永远不可能成功。要成功唯有坚持不懈的争取。
连日来，当局一方面禁止在媒体上发表有关《零八宪章》的信息，一方面对若干宪章联署人又抓又吓。然而正像小说《如焉》的作者、也是这次《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人的胡发云所说，当局"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无知无畏大批判式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都没有了"。正像刘晓波说的那样："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祇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有的中共官员说，我们虽然也压制言论，但总比毛时代好多了吧。我要提醒的是，在毛时代，有些人干坏事还是属于愚昧无知，他们还以为他们干的是好事；而你们现在什么都明白，你们知道你们干的是坏事。历史不会原谅你们。
眼下正是中共当局所谓的"敏感时期"：今年是中国宪政百年，民主墙三十年，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年；明年是"五四"九十年，"八九"和"六四"二十年。这一系列重要的日期，会唤起千千万万人民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期待，从而产生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勇敢者公开发出声音，最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呼应。反过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保持沉默，那只能导致更大的失望和消沉。
《零八宪章》是理性的，参加这一活动的后果是可控的，所以它可以避免招致始料未及的恶劣结局。《零八宪章》是温和的、节制的，参加这一活动的风险是有限的，而且最大的风险已经由发起者扛在肩上，其他人只要跟进就行了。如果你觉得直接跟进的风险还是超过了你的承受能力，那也不意味着你只有选择沉默。担不起一百斤可以担八十斤、担六十斤，哪怕只担十斤二十斤。譬如说，你可以在口头上公开表示你对宪章的认同，或者是草拟和联署更简化的版本，或者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类似主题的文章与之呼应；尤其是，你可以依据言论自由的原则表示对签署人安危的关注，明确反对因言治罪；或者是尽可能地传播宪章，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向签署人表达敬意，哪怕只是在私下表达，让他们知道他们决不孤立；对那些专制者及其帮凶帮闲投去厌恶的一瞥，如此等等。
我在《论言论自由》里曾写道："通常人们总认为在强权面前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舍命反对，要么任随摆布。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是必须，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善良、具有常识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怀有正义却未必甘愿为一种信念献身的人们，提供一个原则立场，使他们能够成为维护民主的长城，而不致成为专制的帮凶，也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台下的看客。"非暴力抗争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每个人（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抗争方式。让我们各尽所能。
《北京之春》2009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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