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前不久，戴晴女士公开提出就六四问题进行社会和解的建议，引发外界诸多讨论。我本人也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了我的立场，那就是我不赞成现在提出“和解”这样的主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第一.现在由我们提出和解问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和解从来都应当是力量更加强大的一方提出，否则，就好像甲一边被乙暴力侵害，一边还说“让我们做朋友吧”，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情吗？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第二.和解的基础是真相与正义，现在当局不仅坚持当时的镇压是正确的，而且继续极力掩盖真相，不允许任何对六四问题的公开讨论，请问和解的基础何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提出和解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吗？第三.我可以接受和解这样的理念。事实上，中国未来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后，社会和解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在今天的具体条件下，和解的理念要落实到现实中才有意义。戴晴女士提出和解的问题，但是完全限于口号，没有任何具备可行性的建议。请问，如果我们同意和解，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到底具体要怎样和解？是要我们从此闭口不谈六四吗？还是从此不再批评中共？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我们这边可以做出和解步骤的具体建议。这样的和解主张不是空谈吗？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在中国公开发表言论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什么谈论和解的条件。第四.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对方还坚持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前提下，我们自己却提出和解，这样过度的放弃原则，并不能使得六四问题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相反还会混淆是非，无法为社会确立基本价值的原则。戴晴女士的提议表面上看起来持中立立场，似乎要求双方都要妥协，但是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其实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对于戴晴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个人表示尊重。我只是认为现在不是提出和解的时候；而且和解不应当由我们这边无条件主动提出。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愿意在坚持基本原则底线的基础上，谈论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包括社会和解的可能性，但是我要看到当局做以下的事情，才能考虑到和解的问题：第一.赔偿与抚恤六四受难者；第二.让流亡者回国；第三.释放一切因为六四问题仍然在押的人士。可是今天的当局能够做到这些吗？即便戴晴女士也承认不可能。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戴晴女士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颇为令人不解的事情。个中原因，也许只有戴晴女士自己可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