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在“六四”20周年前夕，赵紫阳录音回忆正式发表，引起强烈反响。5月26日，香港《文汇报》登出中通社署名启霖的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评某些媒体不合时宜的言论》，可视为中共官方对此事的某种回应。

在录音回忆中，赵紫阳说：“‘六四’悲剧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逃出中国外，大部分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非常清楚了。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

有趣的是，启霖的文章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是却没有一个字回答赵紫阳的反驳。启霖说：“对于历史是非的评判，最有力的不是写历史的不同作者之间互相辩驳的言辞，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接下来，启霖写道，“六四”之后，中国并没有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而是承续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继续改革，深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此可见，当初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定性是符合民意的。最后，启霖警告说，如果炒作“六四”话题，为“六四”翻案，那“就意味着重新搅乱中国人民的思想，激起社会的动荡，稳定发展的中国势必重新陷入文革那样的持续内乱之中”。

启霖这段文字，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既然赵紫阳对“六四”定性提出三条反驳意见，你为何不逐一解释回答？如果当初给“六四”的定性果真符合民意，你为何如此害怕别人提出这个话题？而且还威胁说一旦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必将引起天下大乱？其实，启霖这段话倒是从反面告诉我们，就连中共当局也知道，当初对“六四”的定性是站不住脚的，赵紫阳的反驳是批不倒的；正因为广大民众对“六四”定性根本不服气，挑开“六四”话题势必会引起强烈反弹和连锁反应，所以中共当局才要不遗余力地压制“六四”话题。

已故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写到一件事，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今中共当局的真实心理。“四人帮”垮台后，韦君宜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下到某县调查，发现有两起人命案，一个是被打死，一个是被逼自杀，一望而知是冤案。然而，当他们试图改正时却遇到想象不到的阻力。地委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肯改正，对制造冤案的县委彭书记也没有进行应有的惩罚，有记者想把这件事曝光，却被地委视为捣乱分子而予以压制。那么地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韦君宜本来想不通，几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道理”。韦君宜写道：就这样，“白死的人命，没法再追究，甚至无权再追究。我懂得了这一点。那个地委这样处理，也有他们的道理，并非袒护彭书记。‘如果都要追究起来，事情怎么办呢？一个地区的事，压下葫芦起来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来翻腾，局面不整个儿都乱啦？’——这是过了几年之后，一位经常下去的纪检委员劝说启发我的话。她认为一个记者这样做就是想把局面搞乱，有罪。她的话使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同时越想我越睡不着觉。”

韦君宜发现，那些坚持维护冤假错案的人竟然也有他们的“道理”。正因为案子是冤的、假的、错的，正因为冤假错案是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所以不能翻，一翻就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给搞乱了。所以那些践踏正义、制造冤案的人可以原谅，必须维护；那些要求伸张正义、平反冤案的人才是害群之马，必须打压。于是有很多人，就象那位纪检委员那样，以稳定大局为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反倒理直气壮（？！）。韦君宜终于懂得了这番“道理”，出于良知，她不能像那位纪检委员那样心安理得还自鸣得意。她“越想越睡不着觉”：难道说为了稳定大局就必须明知是罪恶还要维护，明知是真理还要压制，明知是人命关天却还要摧残屠戮，毫不犹豫？

两天前，香港《明报》发表文章说，协助赵紫阳留下口述回忆录的中共元老杜导正，在即将出版的6月号《明报月刊》发表声明，指赵紫阳回忆录英文版扭曲了赵的原意。杜导正表示，他不同意现在出版赵紫阳回忆录，尤其是今年国家遇到很大困难，“不出版为好”。

不消说，杜导正的声明是迫于中共当局的压力发出来的。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局是怎样给杜导正“做工作”的。当局无非是说“六四”总归是要平反的，但现在还没到时候，如此这般。这种话杜导正想必早就听过无数遍了。聪明人都不难看出他到底吃不吃这一套。

这里有个问题：“六四”已经过去20年了，邓小平、赵紫阳等也已经相继不在人间。中国据说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据说世界第一，那为什么中共当局至今仍不敢重新评价“六四”？其实，这恰好证明关于中国形势大好的说法是虚假的，中共当局自己就压根儿不相信。正如赵紫阳在录音讲话里所说的那样，“六四”镇压，“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六四”的旧债未还，又欠下了镇压法轮功的新债，还有民间组党人士和网络作家的逮捕入狱，拆迁户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受尽欺凌。“六四”之后这二十年，政府暴力犯罪恶性增长。这决不仅仅是极少数专制暴君及其鹰犬的责任，那些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容忍暴行者难辞其咎。他们未必都是坏人恶人，但是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罪恶口号下，他们表现得比普通的坏人恶人还要冷血还要残忍。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启霖说，一旦挑开“六四”话题，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实际上是不打自招。这等于是承认，如今中国社会的稳定，只是建立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之上。如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早已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当局骑虎难下，既缺乏改弦更张的意愿，更缺乏壮士断腕的勇气，看样子是要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了。这就是中通社文章发出的信息。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一期（200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