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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2009年中国经济虽然靠巨额政府投资再次实现高速增长，但其严重后果也震撼了中共高层，他们认识到，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同时爆发的严重危险，产生了“六四”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感。
我猜测，严重的危机感促成中共一次重要却没有宣布的高层会议，依据是2月3日胡锦涛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首次宣示会议的部分内容。这次讲话不寻常之处不仅在内容，也在其不寻常的形式。薄熙来不同寻常的缺席，则说明高层有过真正的交锋。
两会给外人一个机会来判断中共高层通过内部的交锋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新北京共识”。
我相信中共高层的第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再也不能靠刺激经济增长来回避急剧恶化的社会危机，而要全力应对社会危机。这不仅意味着加速社会政策的改革，更意味着投入巨大资源来防止社会动乱。一些媒体人士对中共加速社会改革产生很高期望，于是便有了《经济观察报》等13家媒体冒险发表联合社论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的事件。但当局立即整肃这些媒体，温家宝的报告对户籍改革亦无实质内容，看来中共首先关注的并非社会改革，而是如何应付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和骚乱。
本期《南方周末》头版有一篇重要报道：“中国‘维稳’体制隐然成型”。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刚刚过去的2009年，相比‘极不平凡’的2008年，维稳压力毫不逊色，而投入的人力，物力甚至更多”。文章披露，中共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所投入资源的增速和规模已达惊人程度。云南省宣布，从2010年开始，将把全省的人均综治经费标准提高一倍，而2009年财政收入为1500亿的辽宁省，公布的维稳支出高达223.2亿元，比2008年上涨15.5%，相当于4500万辽宁人口，人均500元，远远超过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人均支出。这个事实，不仅很好地解释了中共高层严重的危机感，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两会公布了2010年中国的国防预算，打破了二十年来两位数的增速，增幅陡降至7.5%，外界普遍感到突然，但知道了中国“维稳”费用激增的背景，这一决策就不难理解了。中共高层的危机感，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很可能会收敛一些，尤其是在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回到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老方针上来。
在政治方面，强烈的危机感看来促成了中共高层的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避免让十八大的权力之争威胁大局稳定，同舟共济对付很可能爆发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香港《明镜》杂志12月号载文透露习近平主动不接军委副主席确有其事，支持了早先《开放》杂志的消息。于是，薄熙来的动向一度成为关注中国高层政治的一个焦点，而他会不会主动与团派竞争高位，也成为海外舆论炒作的话题。不论真相如何，胡锦涛显然不愿看见这种现像。薄熙来在李庄案上出了洋相，帮了胡锦涛的大忙。胡锦涛是否借此打压薄熙来的政治野心，以至薄熙来拒绝出席胡锦涛2月3日的重要讲话？这个问题又引发了外间的种种猜测。看来中共高层对此极端敏感，两会刚开，就安排薄熙来会见中外记者。会见中，薄一方面高调为重庆打黑和李庄案的处置辩护，另一方面也维护了中共高层团结的形像。
从国内媒体的报道看，中共高层这一次更加精心地向外界营造一个开放和开明的集体形像。作为两会大戏总导演的胡锦涛，表现相当轻松愉快。他的这种心情不应该全是装出来的，因为中共高层团结一致应对危机的共识，对他最有利，让他能够更从容地处理十八大权力交接这一棘手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中央从地方夺回了政策的主导权。薄熙来高调为重庆打黑辩护，说明“新北京共识”并未阻止封疆大吏各行其是，薄熙来公开向汪洋示好更是意味深长，令人想到了晚清的局面：中央权力继承危机，封疆大吏大权在握，既竞争又合作，待机而动。
上周还有一个消息，那就是当局对范亚峰的无理监控和拘留问话。说明中共不放弃排斥和迫害民间领袖的方针。因此，“新北京共识”只是一个“维稳”共识，而绝非变革共识。而只要中共不改变这一方针，中国距另一场辛亥革命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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