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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严重旱灾，引起各方广泛讨论，但是比较偏重于气候变迁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引导舆论的方向。因为一旦人民关注的矛头指向天灾的部分，人祸的因素就会被冲淡，政府可以规避应当担负的执政责任。但是事实上，这个责任是无可回避的。
我们当然不否认地球气候反常，包括暖化造成的天候因素，是这次西南大旱的主要因素，但是，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气候本来就还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人民纳税给政府，就是因为期待政府在这样的灾害到来之前，能够有所防范。而在中国，政府行为本身却成了灾害的帮凶。更确切地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的错误，是中国灾害频仍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几乎每年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但在现实中，却从未得到有效执行。大型水利工程的财政投入尚且可以得到保证，农村小水库，沟渠建设30年来很少进行全面整修。去年国家四万亿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抗灾能力的减弱。
而庞大的政府投资去了哪里呢？基本上都投入了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而很多这类项目，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保护，本身就是灾难性的。以云南省为例，橡胶产业一直是该省的支柱产业之一，1994年到2007年，生胶收购价疯涨百分之九百。而官方地理信息系统监测表明，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10年内平均温度升高了零点四到零点五度。
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天灾越来越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背后，更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在水资源的分配不均上。因为在中国，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而农民，包括灾民，不可能组织自己的维权组织，他们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管道得到有效的表达，这，就是所谓的“人祸”问题，也是政府极力规避的问题。更是我们作为监督当局执政的民间力量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压倒一切，政治问题高于一切的国度，没有什么百分之百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存在单纯的气候因素。1950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当局就是把原因推给三年自然灾害。结果到了今天，我们已经都了解，那根本就如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自己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全国上下并没有去追究天灾的人为因素，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的一个远因。这一次西南地方大旱，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气候因素，而不去追究背后的政府行为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的灾害是不可能根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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