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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一决定的伟大意义以及它引起的强烈反响，已经有很多评论和报道，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问题。
仔细阅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告，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一个重大的疑问。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严厉打压，这二者到底有着何种关联？一方面，公告写到：“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足进步。该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脱离了贫困线，参与政治的范围也扩大了”；另一方面，公告又指出：“中国一直在违反着她所签署的一些国际协议，以及自身法律中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那么，这两方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公告没有说明。
从公告的语气来看，诺贝尔委员会多半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是这还不够，中国政府还应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许，诺贝尔委员会是想通过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方式，指出中国政府的缺点，鼓励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的问题上迈开步子。但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后，中国政府发言人和官方媒体都做出激烈反应。可惜这些反应都太官样文章，不值一提。倒是某些官员在私下的讲话，值得我们分析考究。
10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发表了一位名叫彼得.佛斯特（Peter Foster）的文章。文章作者说，几个月前，他曾经遇到过一位中共高级官员。这位官员一口咬定刘晓波就是危险份子。他说，想想疯狂的毛时代，个人崇拜，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惊人提高，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如此等等。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史无前例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并不是靠的你们西方人所说的民主（看看印度搞得有多差劲），而是靠的纪律严明、坚强有力的一党制。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中国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到2040年或2050年，中国也会实现民主，但那会是新加坡式的民主，而不是你们西方式的民主。
应该说，这位中共高级官员私下的的这套说辞，要远比官方的公开讲话更能揭示出目前当政者们的真实思想（当然仍有很多隐瞒和粉饰，这一点下面会有所提及）。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当局为自己辩护，主要仗恃的就一条：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即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这里的逻辑是：因为我们搞好了，可见我们搞对了。既然目标得以实现，所以手段就得到肯定。于是，集权、高压都一跃而成了正面因素。国际社会的很多人总以为，中国政府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人权的改进；但中国政府心里却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的，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经济发展不起来了，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混乱。只不过这些想法中国当局不敢和盘端出，如果和盘端出，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本质。那也无异于告诉世人，现在中国当局选择的道路，就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相对抗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下去，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共统治集团只会变得更自信，更骄横，更迷信强权更迷信暴力，更蔑视正义更蔑视人权；因而必将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
我们注意到，在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各民主国家政府首脑和民间都热烈地表明态度，那不只是对刘晓波个人的支持，也不只是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而且也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强烈质疑与忧虑。中国政府自己的一系列收紧和打压的做法又正好从反面证实了国际社会的疑虑。几个月前，我曾经写文章，希望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则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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