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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刘晓波应邀到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到了澳洲后，他又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邀请来了一趟美国。期间，晓波曾在纽约逗留数日。
这是他第二次来纽约。1989年春，晓波以哥大访问学者的身份来纽约，八九民运爆发，他匆匆赶回北京。
分别四年，世事沧桑。老朋友相见，免不了一番感慨。很多人都对晓波说，既然出来了，就别回去了。但晓波坚持要回去。为什么要回去？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请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爱国”或“为民主”的高调，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早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时期（1988.8-－1989.4），晓波就意识到，作为一名使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难以承受在西方生活的孤独与寂寞。只有在中国，他才有那种在家（at home）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晓波感受过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不可分割的依恋关系。
其次，晓波也讲到，他选择回国的一个理由是，在国内做事要远比在海外更有意义。
在离开美国返回澳洲后，晓波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落款日期是1993年4月21日）。其中一段写到：“回国去做的那件事，我义无反顾，无论是基于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还是基于朋友之谊、国家前途，我都再不会犹豫。”
信里提到的“回国去做的那件事”，当然是和民运有关的事。但具体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清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晓波回国是要继续从事人权与民主的事业的。他讲到“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这表明他对于自己在六四后被捕，屈服于压力而违心地写悔过书等表现十分痛心。他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晓波当然知道在国内坚持抗争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很可能会再次坐牢，但正像他后来给廖亦武的信里所说：“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良知”。晓波讲这些话决无作秀的意味，因为那起先只是讲给好朋友听的，不是讲给公众的。我以为，正是出于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断的自责与反省，晓波不断地超越自我，一步步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
在这封信里，晓波还写到：”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读这段话，使我想到吴祖光写的横幅－－“生正逢时”。
自从93年第二次出国又回国以来，晓波在国内已经坚守了17年。这中间，他有过多次出国的机会，包括有好几次他受到邀请来海外开会，由于怕出来了回不去，所以他都拒绝了。在这17年间，晓波又坐过两次监狱，在监狱外则一直被监控。可以想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晓波可能也有过灰心，有过失望，但是毕竟坚持下来了。而在这种漫长的坚持中，晓波成为了今日的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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