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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国演义》上有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南蛮造反（就是闹独立），诸葛亮带兵征伐，七擒七纵，赢得孟获口服心服，率众投降，发誓永不反叛。
接下来怎么样呢？
接下来诸葛亮设宴招待孟获，“令永为洞主。所夺之地，尽皆退还”。
这就是诸葛亮的少数民族政策：只要你臣服即可，允许你高度自治。
接下来还有段对话－－
长史费祎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目今蛮王既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尽服。
从诸葛亮的答复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置官不留兵，放手让孟获们自治，首先是有具体困难：只派官不驻军，不安全；要驻军就要供应粮草，成本太高，不值得。再者，倘若派官驻军，只会徒然地增加与当地人的紧张关系，不和谐。故索性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无事而已”。
（二）
“七擒孟获”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不过其中讲到的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倒确实有相当的历史依据。
不久前， 民族学教授陈玉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民族政策”。文章讲到，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那时称为夷狄）并不是只讲怀柔，不讲镇压，“但是自董仲舒创造出‘德主刑辅’的一套系统理论之后，运用到对夷狄民族的治理上，‘怀柔’之道和‘怀柔’之术始终是主旋律”。
作者指出：“体现‘怀柔’精神的民族政策名目繁多，且多具有因时而发的时代特征，可以统称为‘羁縻‘政策。”“先儒在论及华夏和蛮夷戎狄民族皆各有自身特点时，谈到天子对蛮夷戎狄治理的原则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含义为：对蛮夷戎狄要进行教化，但不要硬性地用强制手段去改变他们的风俗；蛮夷戎狄在大的政治原则上要听从‘天子’，但不要硬性地去更改他们的统治方式和治理规则。这就是在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制定民族政策时均遵循所谓‘羁縻’的要义。‘羁’、‘縻’的本义是马络头和牵牛绳，但用在这里已成引伸之义，即《辞海》中所解释的‘笼络使不生异心也’。所谓‘笼络使不生异心’，就是‘怀柔’。”
按照作者的解释，中原王朝之所以对少数民族坚持羁縻原则，“原因有二：从主观上而言，承认四夷与汉民族自身各有特点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到这种不平衡性短时期内无法克服，治理方式上不能强求一律；从客观上而言，在当时那种生产力低下、交通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朝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手段对地处边远、交通极为不便的民族地区像内地那样实施有效的统治。正是基于此，王朝便要求四夷统治者在大的政治原则上服从朝廷而不过问细节，只要在形式上符合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原则就行了；王朝通过‘修其教’，不是采用强制的手段，而是利用强势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对夷狄民众潜移默化，逐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这的确是将民族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明智之举，体现‘羁縻’之治的种种政策如‘和亲’、‘册封’、‘以夷治夷’、‘土官’设置等等，也施行了两千多年”。
当然，历史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并非总是相安无事，彼此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与冲突。有时候，某个少数民族变得强大了，不肯再臣服中原王朝，要争取独立；有的甚至进犯中原，扩展自己的地盘，乃至于夺取中央政权。有时候，中原政权很强大，也会采取一些主动措施，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包括推行若干强制措施，引起少数民族的抵抗，导致暴力或战争。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和少数民族相安无事，和平共处，那确实是和中原王朝采取怀柔原则和羁縻政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那就是中原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满足于统而不治，只要你臣服纳贡即可；中原政府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也就是允许当地的少数民族实行程度不等的自治。
说到纳贡，其实往往是政府倒贴（“厚往薄来”）。为什么要倒贴？因为要笼络人心。为什么要笼络？因为政府知道让别人放弃独立别人是不爽的。要让人家放弃得心甘情愿，你就要让人家知道归属你对自己也有好处。
由于汉人在人数上和文化上都比较强势，长期下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在增长，汉文化的地区在扩大，众多的少数民族被同化。而这种增长与同化主要是以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方式实现的。
（三）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出过一本小册子《论宽容》（On Toleration）。此书早有中译本，译者袁建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和国人很熟悉的那本房龙的名著《宽容》不一样。房龙的《宽容》主要讲的是对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宽容，讲的是对个体的宽容。沃尔泽这本《论宽容》讲的是对群体的宽容。它探讨的是：“何种政治安排能使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宗教群体的人们和睦相处？”
《论宽容》分析了五种“宽容体制”。第一种就是多民族帝国。沃尔泽指出：“帝国统治在历史上是接纳差异性和促进和平共处的最成功的统治方式。但它不是、至少从一开始不是一种自由民主的统治方式。且不管各种不同的自治体制的性质如何，这种混合体制是专制的。我不想美化专制统治，它会为了维持征服而进行残酷的镇压－－正如巴比伦征服以色列人，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人，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俄罗斯征服鞑靼人的历史所充分揭示的那样。但业已建立的帝国统治常常是宽容的－－正因为它是一统天下才容忍差异性。”
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诸葛亮为了维持征服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例如火烧三万藤甲军一战，连诸葛亮自己也“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这一点是不应该美化的；但是在征服后倒确实很宽容。都说中国人崇尚大一统，但古人的大一统观念和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大一统观念不是一回事。古人的大一统是容忍差异性的，是一国多制，一体多元。诚如沃尔泽所说，正因为它是一统天下才容忍差异性。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容忍差异性，它怎么能一统天下呢？有容乃大嘛。
古老的帝国体制已经进入历史，一去不返。但古人留下的遗产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的包容差异。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今的共产党却是倒了过来，有其残酷而无其宽容。如今共产党的种种做法，莫说有悖于现代的人权民主理念，就是放在古人那里也是通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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