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中城市的400多万中学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届、67届和68届，即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知识青年（准确地说，中学生即老三届）统统都到农村去呢？

有人着眼于经济。他们认为，把学生都赶下乡是因为城市人口过剩，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有人着眼于政治，强调上山下乡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让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也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还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把革命小将下放到农村去，化整为零，使他们再也闹不起事来，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上述解释都各有道理。但是它们却未能说明为什么老三届一锅端统统都被送下农村。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前，共产党就对中学毕业生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一种准备是升学，另一种准备是就业，其中格外强调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1968年7月，中央发过文件，提出大中学生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为什么到后来，老三届就只有一个面向即面向农村了呢？

若说在当时，城市人口过剩，那无非是说城市无法把400万中学生都安置工作，但安置其中一部分总还是可以的，而且也是需要的。若说培养革命接班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什么都去下农村和农民相结合呢？进工厂和工人相结合难道不也是很革命甚至更革命的吗？事实上，大学生多半就是被分到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为什么偏偏是中学生就只能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另外，考虑到当时的初中生，绝大部分还未到成年年龄，小的刚十五六岁，只念完初中一年级，既不够“知识”又不够“青年”，为什么不让他们——起码是其中的一部分——进入高中继续学习呢？大学生都分配工作了，大学校园都空了，教学设备和教师全在那儿闲着，为什么不招收一批新大学生呢？要说教育革命还没有完成，学校还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不适宜上课学习，这也不是理由，可以边学边改嘛（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就号称“边学边改”）。再说，为什么当年的小学毕业生又都升入初中了呢？

由此可见，把老三届一锅端送下乡，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别的考虑。

其实，这中间的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如果不是把老三届一锅端地送下乡，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要对这400万中学生做出不同的安排，比方说，把一些人留在城里或者是分到其他城市，把一些人分到农村；让一些人上高中上大学，让一些人当工人当职员当教师当小干部，让一些人当社员当农民，等等，那么，不同安排的标准是什么？谁来掌握这些标准？由谁做决定？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必然会惹出一大堆麻烦，几乎可以肯定行不通。

首先，在当时，基层组织的权威大不如前。过去，基层组织就被视为党的化身，说一不二；然而文革一来，炮轰火烧，基层领导威信扫地。虽说到了68年夏秋，各地的学校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但是其权威性仍然比不上文革之前，更何况在新的领导班子内部，工宣队或军宣队负责人，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干部，矛盾重重，派性严重，远不如文革前的基层组织那么统一。

其次，在当时，也缺少一套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过去，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政治表现，一是学习成绩。在政治表现中，家庭出身占很大比重，还要看你是不是团员、学生干部或三好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体力劳动积极不积极。学习成绩则有统考这一道硬杠子。文革一开始，就把考试制度废掉了。学习好坏无足轻重，政治表现压倒一切。可是在那时，政治表现也很难评价，因为标准相当混乱。例如，共青团被打成修正主义，团员不再是金字招牌。再以家庭出身这条为例，过去，干部子女是最吃香的，可是在文革中，各级干部都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只有少数被结合进新生红色政权算是得到了革命干部的资格认证，大批干部则处于妾身未明的靠边站状态，他们的子女该算什么出身呢？说起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那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学生分成了好几派，有保守派有造反派，造反派内部常常又分成不同的派，还有逍遥派。哪个算好哪个算不好呢？

更难办的是，通过几年的文革运动，学生们不像以前那么驯服听话。他们学会了造反，学会了和领导唱反调。尽管在革委会成立后，原来的群众组织都宣告解散，但是大家人还在，派性还在，在几年斗争中结成的关系还在，因此还拥有不可低估的集体抗争能力。另外，同学之间，在文革中由于相互斗争，还留下了一大堆恩恩怨怨；其裂痕之深，是文革前无法想象的。

可以想见，如果当局决定对这400万中学生作出不同的分配，由于它既涉及到对学生的政治评价，又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势必会引起学生与基层组织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导致激烈的冲突，吵得天翻地覆，此起彼伏。当局若要摆平搞定，势必要花很大气力，耗去很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一锅煮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或者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干脆叫你们统统下农村，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占据了革命道义的制高点。谁敢质疑，谁敢造反？既然大家都一样，不分红五类黑五类，不分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没有差别就难启争端，就算有人想争也争不起来。

果不其然。毛的最新指示一下，全国各地的老三届纷纷响应。虽然有少数学生采取躲避态度，但是没人敢于公开反对，也没听说有什么地方为此扯旗号打派仗争吵不休。基层组织的工作变得很简单，他们用不着给一个个学生做毕业鉴定，只消对下乡的具体事宜做些安排就行了。此前有不少人暗中忧虑：学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收场啊？学生们怎么打发啊？结果，毛的一句话就解决了。

老三届统统上山下乡，这一招之所以管用，因为它不失为一种公平。所谓公平，就是一视同仁，就是用同一个尺度对待不同的人。高考是公平的，因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按劳分配是公平的，因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一刀切、一锅煮，也算一种公平。至于说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标准什么尺度为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消说，把老三届统统赶下乡不是一种好办法。还要指出的是，就在全体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同时，某些干部仍然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冠冕堂皇地躲过了下农村这一关。更不用说在下农村之后，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走后门，拉关系大行其道，同学之间为了上调工作而勾心斗角。原有的那种公平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变成了不公平。

应该说，老三届统统下农村这一举措，固然有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因素，但之所以搞一刀切、一锅煮，那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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