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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日中国是自焚大国
1月14日，四川阿坝格尔登寺又一名藏僧自焚。2012年刚过去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发生4起藏人自焚事件。自2009年2月以来，中国藏区藏人自焚事件已有17起。
在中国，自焚者岂止是藏区藏人。在谷歌上搜索：“下岗工人自焚”，有149，000条：“失地农民自焚”，有879，000条：“访民自焚”，有1，120，000条：“拆迁自焚”，有3，970，000条。
原《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程凯说，早在1986年，他就目睹过一位访民自焚。不过在当时，自焚还是偶发的个案。直到近几年“盛世”“崛起”，自焚成为中国的多发事件。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自焚大国。
我们知道，今日中国是自杀大国。平均每天就有七八百人自杀，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身亡。对于一般的自杀，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做调查和分析研究，但是对于自焚，研究的人很少。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自焚几乎都是表达对当局的抗议；研究自焚等于就是揭露当局批判当局，所以当局要把它列为禁区。
二、绝望者不会自焚，痴迷者不会自焚
自焚是一种特殊方式的自杀。一般的自杀，当事人总是会选择那种较少临终痛苦，更快速见效的方式，如服毒、开枪、割腕、跳楼、上吊、投河，等等。
一个悲观厌世、万念俱灰的人要自杀，决不会采取自焚这种极端痛苦的方式。不少论者认为自焚是出于极端的绝望。这种解释缺少说服力。一个人出于极端的绝望，例如身患不治之症而且很痛苦，或者是生活中处处碰壁陷入绝境，或者是精神高度抑郁，对生命毫无眷恋，都有可能选择某种方式的自我了断即自杀；但是他们都不会选择自焚。因为自焚这种自杀方式，不但极其痛苦极其惨烈，而且还极其引人注目，具有极其强烈的新闻效应，因此，一个人选择自焚，那必定表明他有话要说，而绝望却是无话可说。自焚者必定是怀有某种想法某种愿望，要诉诸社会诉诸公众。恰恰是那些对生活怀抱信念，对同胞对人类怀抱希望的人，才可能会自焚。
绝望者不会自焚，痴迷者也不会自焚。10年前，天安门广场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当局说这是因为自焚者痴迷于法轮功这门邪教，走火入魔，一心追求“圆满升天”。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那些真的由于痴迷邪教而自杀的人都不会采取自焚的方式，例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采用的方式是服毒和开枪。毕竟，自焚这种自杀方式，太劳神费力了，太惨烈太痛苦了。如果仅仅是为了结束此世的生命以便进入另一个世界，当事人必定会选择那些简单省事、最少痛苦的自杀方式，谁会去自焚呢？
一个人当众自焚，就是要死给大家看；要死得轰轰烈烈，震撼人心；就是要表现出超人的毅力，从而表现出为理想、为信仰、为尊严而宁死不屈的精神。我们知道，有些自杀是舍生取义，是以死抗争。用艾未未的话：“生命用结束肉体的存在形式来证明精神的存在，或是意志的抗争。”抗议性自杀最著名的做法就是自焚。当众自焚必定属于抗议性自杀。自焚是控诉，是抗争；或者，是呐喊，是呼吁。
三、抗暴力拆迁而自焚不是“人为财死”而是为了尊严
文革初期，西安附近法门寺的主持良卿法师，为了保护佛门圣物而自焚；现在，17名藏人为西藏自由而自焚。这些自焚无疑是出于理想，出于信念。对此，一般人没什么争议，无须多论。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看待那些反抗暴力拆迁的自焚行为呢？
有人说，为了反抗暴力拆迁而自焚不是什么理想主义，因为自焚者只是为了更多的物质赔偿，因此属于“人为财死”。
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人都死了，钱财还有什么用呢？强盗抢劫银行，被警察开枪打死，你可以说这是人为财死。在这里，强盗是死于他杀而不是自杀，强盗自己并不想死，强盗的主观目的是自己活着享用；强盗若事先得知银行有重兵把守，去抢劫必死无疑，他就不会去了。这就和自焚者相反，自焚者是主动去死的。
不错，因拆迁而引起的冲突，十之八九都是因为补偿偏低。用某位中共官员的话，这类冲突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这种说法很肤浅，根本无法解释拆迁户的自焚行为。实际上，对拆迁户而言，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问题在于公道不公道，问题在于自己的正当权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合理的补偿费不仅仅是满足了当事人的物质要求，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得到了承认。
拆迁户不是说：我贪财，我想要更多的补偿。拆迁户坚持的是：我的家园我做主，你们不顾我的意愿强拆，摆明了是欺负人；或者是，你们给出的补偿太低，不合理，不公道，你们搞强拆，其实就是抢劫，就是明目张胆地践踏我的权利我的尊严，就是不把我当人看。俗话说：“人活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唐福珍们决意自焚，不是因为少不了那几个钱，而是因为咽不下那口气。他们不是为财而死，他们的死是出于血性、血气；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尊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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