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被免职已逾一周，但中共当局仍未对薄熙来问题的性质向公众做交代。

想来当局也有它的难处。整个事既是由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引起的，又赶上互联网时代，当局知道它不可能一手遮天；再有，如今的高层，没有一个人、一个派别具有绝对优势，足以掌控局面。迄今为止，就连对薄熙来的处理都还没有达成最后的结论，高层的权力斗争还在进一步发展，那么，对薄熙来问题的定性说明自然也就顾不上了。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如今的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老的一套话语虽然没宣布作废，但是其效力早已失去大半；新的话语五花八门且彼此矛盾。于是，遇到薄熙来问题这样的大事，用哪种话语去解释才好，也成了一个问题。

在记者会上，温家宝提到文革教训，提到改革开放路线，强调反极左，这就把薄熙来的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然而这种说法，且不说它正好坐实了薄熙来的毛左派领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也把中央自己置于尴尬的地位。众所周知，就在过去一两年间，九常委中便有六位去过重庆并对重庆的工作大表赞赏，起码是没有严肃批评。既然在此之前，中央从来没有以中央的名义对薄熙来违背党的路线的错误提出告诫，如今却一下子以路线错误的罪名把薄熙来免职，前后矛盾，如何自圆？

据说，王立军在走出美领馆时高喊要和薄熙来这个野心家鱼死网破。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说薄熙来不服气十八大的既定人事安排，向中央叫板。不错，要是在毛时代，给薄熙来扣上“野心家”的帽子，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简直轻而易举，而且货真价实。但问题是，这套说法今天还灵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凭什么不该实行有竞争的选举呢？如果用这套说法给薄熙来定罪，自由派、民主派会出于理念、出于原则而反对，毛左派则会出于对薄的支持也会反对。今日的中共当局，若只是不敢接受开放选举的理念已然是极大的错误，要是再退回从前那就错得更远。

以贪腐罪给薄熙来定性也没有任何说服力。过去，当局用贪腐罪打倒了陈希同、陈良宇，不过它要对薄熙来如法炮制恐怕就不行了。因为薄熙来显然和“二陈”不一样；薄熙来有他的重庆模式。说到底，薄熙来是由于王立军事件才翻船的。

因此我认为，当局首先必须公布王立军事件的真相。既然王立军在美领馆滞留了24小时，并把大量材料留给了美方，中共当局想瞒也是瞒不住的。至于说到“谋反”或“政变”，那需要更严格的证据。不少人希望这场权力斗争越尖锐越好，越激烈越好。事实上，由于中共的权力斗争没有公正的规则，当事的各方缺少起码的互信，争来斗去，最后发展到失控，导致维稳破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有时，专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会给民主转型提供机遇，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只是作为民运人士，即便从策略出发，我们也不应模糊我们的基本理念。

记得在1980年年底北大竞选期间，正碰上审判“四人帮”。大部分北大学生对“四人帮”都深恶痛绝，但他们仍然对这一审判提出严肃的批评。假如说当初逮捕“四人帮”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在审判“四人帮”时的种种违反法律、践踏法律的做法，无论如何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早在两年前李庄案时，我就写文章对重庆的“黑打”严加谴责；后来又针对重庆的“唱红”写文批判。在我看来，薄熙来的这些做法是十分恶劣的。如果薄熙来这一套大行其道，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条件认同当局对薄熙来问题的处置，更不等于我们认同当局的路线。在目前，我们有必要重申我们的一贯立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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