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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讲过，无论是宽恕还是惩罚，其前提都是我们拥有惩罚的能力。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还没有惩罚的能力。
象六四屠杀这样的罪行绝不仅仅是邓小平李鹏等个人之恶，它更是制度之恶。我们不能指望在一党专制依然如故的情况下，政府就能对六四事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因此在当前，我们必须致力于改变制度，结束暴政，实现民主。
这里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民主转型，一是转型正义。
所谓民主转型，是指一个原先是威权或极权的专制国家，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谓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后，对原先专制政府犯下的种种违犯正义的罪行进行纠正。
回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民主转型。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非暴力抗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不消说，愿意参加非暴力抗争的人大都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暴政怀有正当的义愤。不过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 • 夏普提醒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
这层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掌握镇压机器的专制者，赤手空拳的民众如果一上来就说我们要报仇雪恨，要严厉地惩罚你们，那只会增加抗争的风险，多数民众必然会望而生畏，止步不前。
再有，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对罪恶的执行者，只要他们放下屠刀，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我们承诺既往不咎，对过去做的坏事不追究，这于正义确实是有亏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早日结束不正义，是可以使正义的建立少付代价，因此于正义其实是有利的，是值得的。
如果民主迟迟不能建立，如果暴政仍然在继续，很多人还在受迫害，而暴君和刽子手们一个个却安享天年寿终正寝，我们再说不宽恕发誓要依法严惩也是落不到实处的。
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应该积极地投入抗争。除非是直面苦难，坚持抗争，否则，不论是说宽恕还是说不宽恕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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