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改革死了，要革命”，“非暴力不行了，要暴力”，“要回归民国”这一类声音和情绪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早就有过。
 
可以推想，二十四年前，六四屠杀，群情激愤，该有多少人说：和平之路堵死了，以后非靠暴力不可了，非搞武装革命不可了。有在六四现场的人说，当时他们想，要是手里有原子弹，一定扔进中南海。还有人盼望美军从天而降。有人在大街上贴标语号召武装起义。有人计划深入军队策动兵变。
 
当时没有互联网，这类声音传出来的很少，但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种声音一定是都有过的，一定少不了。
 
海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听到很多。一个来自台湾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也是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自费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悬赏十万美元，捉拿邓李杨，死活不论。”有些民运人士嫌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又成立新组织，成立党，宣称要推翻，不排除暴力，要搞兵运。我那时是民联主席，有民联成员也提出这类主张。我问他们具体怎么做呢，他们说不出来。
 
二十几年过去了，那些主张革命主张暴力，说要武装起义要搞兵运的人做出什么行动来了呢？我们没看见。有的当时很激烈的，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后来者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重新提出这些主张，以为是新发现。
 
2011年，我和苏晓康访问达然萨拉，正好《星岛日报》北美版总编王宁也在那里。王宁曾经采访达赖喇嘛，专门谈到非暴力问题。王宁问，流亡藏人中有主张暴力的，你怎么对待他们的主张？达赖喇嘛说，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搞法？哪里搞到枪，少了不行，要很多，谁会卖给我们？从哪里运进去？
 
达赖喇嘛问得很具体。既然对方想搞暴力，你就不能只用非暴力的那套大道理去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不认那套大道理。问题在于，如果你主张暴力抗争，但是对怎样操作，具体怎么个搞，却没有靠谱的办法，缺少实行的手段，那就沦为空洞的口号了。一旦你打出暴力的旗号，原先支持藏人的人和组织可能就不支持了，流亡藏人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可能就缩小了。
 
一个剥夺基本人权的政权，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手段，去推翻它。这一点在道义上是无可置疑的。当年波兰人搞团结工会运动，就有西方人问，你们为什么用非暴力？米奇尼克回答：我们没有枪。所以说，我们搞非暴力，不只是因为非暴力在道义上更好更纯净，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枪。
 
有人说，中国的转型，最好是政变。可是，搞政变有个条件，那必须你是政权内部的人，离最高权力很近。那些在体制内部的，离权力近，离军队近的，他们可以考虑政变兵变。我们在体制外，离的远。我们的讨论绕了半天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还是继续做原来我们在做的事请。现在有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以为是新发现，其实是二十几年前就讨论过的老问题。所以，问题实际上是：你要怎么做？如果没有具体做法具体行动，那就成了放弃，成了等待。
 
关于回归民国。苏东巨变，很多国家就是回到从前，回到共产革命之前。好几个共产国家改了国号，去掉里面的“人民”，例如蒙古人民共和国改成蒙古共和国。有个国民党朋友对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的英文是：Republic of China，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人民People去掉，就成了Republic of China，就是回归民国了。
 
另外谈到大事件。我觉得发生大事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八九民运前的群体事件不见得比现在多，可是那时候整个社会有种气氛，很多人都有股跃跃欲试的劲头，不害怕，“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不少人都预料这一年要出大事，偶发事件就可能成为导火线。现在很难感受到已经有了这种氛围。
 
現在，群體事件雖然層出不窮，但都有一個特點：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刻，一些人為一些特定的事變得激動。因為是特定的事，就沒有多大傳染性，別的地方的人不會因為你這事同時激動，情緒不會同时一塊兒起來。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大陸出現各種群體性事件，只要人一積累上萬以上就会出现打砸搶，一是因为大家對政府很痛恨，另外就是参与者看不到更好的勝利的希望，他们不相信所以也不指望這事情能得到一個良性的解決，只好趁着人多，法不治众，發泄一通。而八九民运大家很理性，自觉遵守秩序，因為大家对集体和平抗争有信心，認為用這種辦法能夠得到想要的某種東西。
 
現在的問題是，要上層去改革，很困難。現在回頭看，覺得好像江、胡、習，一代不如一代。一方面可能確實是如此，另一方面也個路徑依賴。“六四” 之後路就走錯了，走上邪路了，江澤民走了一段，胡錦濤接着走，走得更遠了。积重难返，越积重越难返。所以每個後繼者都好像比前面還更壞，所以現在要指望他们進行我們期待的改革難度又更大了。
 
經濟問題的事情不好說，如果說經濟发展有周期，不可能老是高速發展，總會出现停顿，出现危机，然後就會引起各種矛盾的爆发。这种说法也值得推敲。經濟問題除非能轉化為政治問題，否則对专制统治就不是什么問題。
 
90年代开始的國企改革，幾千萬國企工人幾乎同時下崗，這是多大的爆炸性因素。按说下岗工人应该最有造反精神，因为他们是新穷人，反差对比太大，在名义上又还有地位，是党章宪法都明文规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也最不好对他们出狠手镇压。国企改革，国企工人下岗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六四之前，肯定闹翻天了，当局要镇压难度也很大。可是国企改革，几千万工人下岗是发生在六四之后，工人也给六四吓怕了，没多少人敢正面抗争，共产党迈过了心理上的那个槛，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了，镇压起来没心理障碍了，下得去狠手。
 
羅小朋讲過，“六四”後很多基層的人明顯感覺到，當官的變狠了。在各级政府，狠的人都佔了上風，在六四事件中立场溫和的官员，就算沒因此而下台，但在政府内部也没什么发言权了。
 
现今中国有很多问题，也很严重。这可以构成推动改革的动力，但也可能使得当局更不愿意改革。他们会想，如果不改，也能混得下去，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一改反而风险莫测，有可能洪水滔天。这就使他们缺少改革的动力，也缺少改革的勇气。若干年后，包括习近平，都会后悔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切入，怎么去做，推动变革的发生。
 
 
（本文是作者在10月28日中国研究院第四次研讨会“习近平是左是右”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