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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此文气局还小了点。按照上述政治哲学的分析，不但是中国需要一个主轴，美国、英国、法国，难道不需要一个主轴吗?不但各国需要一个主轴，难道世界不需要一个主轴吗?没有世界的主轴，世界各国军备竞赛不断，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没有国家的主轴，一国内部就分裂不断，内乱不已，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每个人内心会变得冷漠、孤独、残忍。
因此，不但要有政治的主轴，还要有思想道德的主轴，才能让一家、一国、一世界和谐幸福。这个主轴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提升人的神性，使人致良知，有道德，从而约束市场，缩小两极分化，才有可能使人的内心平静，使家庭幸福，社会和谐。这就是政府存在的理由。这样的政府，不是必不可少的恶，而是至高无上的善。这个敬天保民的道理，也解决了奉天承运产生的政府，如何继续天长地久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可行的普世价值，这才是政治哲人的思想。
不懂得这个道理，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为奉天承运产生的政府，就一定会天长地久下去，那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被民众推翻。这就是亡党亡国，改朝换代。
因此，教育各级干部懂得奉天承运的道理，明白敬天保民的重要，就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放弃这个责任，实际上就是让狼进羊群，就是放纵徐才厚一类的自私贪婪的人前腐后继，糟蹋公器，鱼肉百姓。邓小平坦承，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问题在于，此后继续缺乏敬天保民的教育，以至整个军队、整个党、整个政府，都处于腐败的严重侵害之中。
为什么教育问题怎么都抓不起来?因为从邓小平时代起，全党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人性是自私的”判断：党员也是人，是血肉之躯，不是钢铁炼成的，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七情六欲，只能用法律加以管束，不能以道德来教育感化。文化部长王蒙就反对“人类灵魂工程师”一类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心灵自由的专制。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思想从各个方面论证和强化这一判断，以哲学的名义，以经济学的名义，以政治学的名义，以法学的名义，以心理学的名义。如此，谁倡导为人民服务，谁就是违背人性，谁就是违反科学，谁就是伪君子。如此，则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政治智慧，连同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都被当作封建思想，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变得臭不可闻。其实，这就叫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叫“魔眼看人皆是魔”!
因此，要重新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真正懂得敬天保民的道理，要让徐才厚一类的人没有产生和成长的肥壤沃土，就不得不批判西方的人性自私论，以及基于人性自私论所形成的社会科学各学科，认真清理思想领域中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
同时，认真倾听老祖宗留下的教诲，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中国古代人生和政治智慧的根本。失去了性善论的文化基因，不可能懂得敬天保民，不可能拥有人生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真正长期执政。
丙、以德教党
怎样才能做到敬天保民呢?首先就要以德教党，特别是以德教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在“德法相依，相辅而行”文章中，有一段话风格独具，发自肺腑：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的DNA，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敢说自己不孝、不忠、不信、不义、不廉、不耻!”
文如其人。看到这一段话，我相信，这一定是王岐山一生阅人无数，读书思考，提练凝聚而成的内心信念。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习大大再有想法，没有这样一位纪委书记配合，是不可能掀起这场反腐风暴的，更是不可能将反腐风暴推向持久、深入、系统化的。所以，靠当地方第一播音员混面子，靠买官卖官过日子，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各级干部混混们，小心了!不是没抓着你，是还没顾得上，暂时留着你!
看来，王岐山的逻辑非常清楚。要依法治国吗?先要以纪治党。要以纪治党吗?先要以德教党。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领导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必然违纪违法、走向腐败。在为官从政方面，我国传统文化留下许多官德官箴，‘重莫如国，栋莫如德’，‘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告诫为政者官职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历史上，一个德行端正的好县令，在一塌糊涂的朝代里，能够把一个县给治理好的不乏其人。《论语》中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一些干部没了人形，根本问题都是出在‘德’字上，缺德了!为政以德，正心修身。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心存敬畏、慎独慎微，讲规矩、守戒律，决不能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瞧瞧这文字，“没了人形”，“缺德了”，多生动!一定是有德者的切身感受。王岐山多年行走官场，见识了无数官员的内心世界，常常发现，多数“没了人形”!多数成了喝百姓血、吃百姓肉的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却披着人皮在作报告!徐才厚、周永康，还有50多个省部级干部，还有没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不就是这样的吗?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高级干部所提拔任用的中级干部，这些中级干部所提拔重用的基层干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所以，处理徐才厚一类的人物，党的形象不能不大受损害。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层决定高层的逻辑，那么今日中国已经腐败得没救了。但是，按照高层主导基层，上层建筑主导经济基础的逻辑，只要高层出了习近平、王岐山，官场再腐败，也有救。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厉害了。有了好的一把手，有了好皇帝，敬天保民，扶正祛邪，斩妖降魔，就可以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过去30年，说这个话没人信。现在，说这个话，大有人信。这是习近平、王岐山用行动激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用行动阐释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这就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丁、以纪治党
按理说，如果党中央确立“以德教党”的方针，具体解释以德教党的重要性，帮助党员干部“补德”、“进德”、“修德”，这是中央党校该干的事。换句话说，“不想腐”，得靠中央党校(现在很靠不住,教授们大都遵循权利本位思想);“不能腐”，得靠执政过程公开化、透明化(现在难，未来也不容易);“不敢腐”，得靠中纪委。
中纪委应该在“以德教党”的方针下，以纪治党，修订、健全、执行党章党纪，使干部“不敢腐”。德治，并不是排斥法治，而是以法治为基础。特别是在缺德严重的今日官场，“补德”、“进德”、“修德”，还是一个很奢侈的话题。具体操作中，还要以纪治党。对此，王岐山也是体会深切：
“党规党纪要体现自己的特点，着重规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证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坚守道德情操。制定党规党纪不能追求大而全，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兼顾必要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循序渐进，先从提出要求入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上升为制度。制度制定出来，就得让大家记得住、做得到，要义明确、简明易懂、便于执行。”
第一句话是明确高目标，党规党纪是服务于党的政治理想的，是服从党章的。第二句话是注意到低起点。真严格了，8000万党员，没几个是合格的。所以，从最低起点入手，渐至达到最高目标，这是修订、执行党规党纪的时代感、分寸感。
关于党规党纪与国法的关系，王岐山也毫不含糊。在《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文章中，他打了一个官场、商场都明白的一个有趣比喻：“从严治党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篱笆扎得更紧。党纪笼子肯定要比国家法律笼子的眼儿更小、标准更严。打个比方，就像是‘国标’和企业标准的关系。好多人想当然地把国家标准当成最高标准，企业标准是低标准。其实，‘国标’是强制标准，是必须遵守的底线。企业标准一定严于‘国标’，否则企业就没有创新、不能赢得竞争。”
这篇文章是针对社会上普遍的误解而来。许多人以为，党票是一道保险带。只要有党票在，犯了国法，就可以先受党纪处理，再送司法机关。国法严，党纪松。党员干部是有特权的人。王岐山给这些人敲警钟：错了!党纪严于国法!党员干部是有特别义务的人，而不是有特别权力的人。甚至可以说，按照党章，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却要交出全部的公民权力，包括牺牲生命，交出生命权。过去，正是无数优秀党员只尽义务，不讲权力，单方面奉献牺牲，才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赢得了领导国家的权力。现在，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党员也变得争人权，要自由，躲义务，避责任，才造成全党大面积的腐败。
进一步说，党纪基于义务本位，国法基于权利本位。党纪与国法的立法本位不同，决定了党纪与国法有本质不同。党纪确立的是党员队伍的行为底线，是确保党员不至于堕落。这条底线随着党员政治理想、政治品质的提高，会不断提高，是可变的。国法确立的是公民的行为底线，并不管公民的道德是否堕落。事实上，随着公民道德的不断堕落，国法底线也在不断下降，也是可变的。怎样防止国法底线不断下降?怎样防止公民道德不断堕落呢?只要党员逐渐恢复政治理想，品德逐渐变好，自然会带动公民道德水平的逐渐上升，从而带动国法底线的逐渐上升。对此，王岐山也有名言：“党风正则民风淳。改进作风，必须首先抓好党风，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
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还暴露出此前历届中纪委的失职与无能。不但在打老虎、拍苍蝇上无能，而且在中纪委内部治理上失职。《与时俱进健全完善党规党纪》一文指出：“当前，党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理论研究人才匮乏，对党规党纪的历史渊源、地位作用、体例形式、产生程序等均需系统研究、予以确定;有的党规党纪过于原则，缺乏细节支撑，操作性不强;有的与国家法律交叉重复。比如，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中，就有许多与刑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普通公民都要做到的事，执政党还有必要在自己的纪律里重复规定吗?”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纪委清理了1178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其中322件被废止、369件被宣布失效，二者合计占到58.7%。
这项工作意味深长。王岐山入主中纪委，真是当了中纪委的家了。首先盘清家底，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文件，使腐败分子无缝可钻，使清正廉洁者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恐怕还要依据低起点、高目标，渐进建规立制的原则制订可执行的党规党纪。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打造了一把稳、准、快的尚方宝剑。
顺便做点咬文嚼字的工作。邓小平说过：“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话没错。错在他实际上既忽视了理想，又放弃了纪律，才造成30多年不可遏制的腐败势头。后人抓党治国，不能因人废言，还得尊重他的原话。法规和纪律含义不一样。法规是权利本位的，纪律是义务本位的。法规适用的是谋生逐利的陌生人社会，纪律适用的是有共同目标和理想的熟悉人社会。所以，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恰如其分的。相应地，以后就别再用党的法规、党内法规、党规党纪一类的提法，就叫党的纪律。以纪治党，依法治国，才是名正言顺之理。
戊、依法治国
只有具备了上述四项前提，奉天承运，敬天保民，以德教党，以纪治党，才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统一”。
固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但是，徒德亦不足以理事。
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这是承认大多数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有很高觉悟的前提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试图超越大多数人的觉悟水平，去追求一大二公，这是一个极端，造成了许多问题，我们记忆深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放纵党员的七情六欲，把自私自利当作唯一合理的人生动机，出现了“无官不贪”的腐败局面，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在，以反腐风暴为起点，能不能在历史的两极摆动中找到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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