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几乎所有参与维权的村子都拒绝了未经村民议事的"一事一议"款，涉及的行政村多达十几个。

"原来我们是哭着维权，现在我们是笑着维权"与杨云标在一起的几天里，一言一行中，我都能感受到他的理性。在他家里，我看到了那份几易其稿的《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杨云标说："维权群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拒绝暴力、学习法律、理性维权作为自己的宗旨，我们一方面组织农民学习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启蒙和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一方面，积极进行清理账目、重新合计地亩、督促改进收税方式等各种维权工作。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农民也越来越多，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将我们这里当作"娘家"，纷纷前来寻求帮助。"同时杨云标也坦言，虽然他们一直想在农民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但仍然面临着阻力，一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尽如人意。

离开阜阳的前一天，我在三合镇见到了今年4月份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杨杰。谈起由三合镇农民发轫，如今已扩展到2个区、县，4个乡镇，50多个自然村的维权群体，现年36岁的杨杰显得很谨慎。他说现在还很难对这个群体做出评价，他还要看一看。但他也坦言，当地干群关系由原来的尖锐对立已在向不断融合的方向发展，镇干部和村干部也比过去自律了，强拿强要的事现在很少发生。当我问农民维权组织能否成为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桥梁，能否成为政府与农民平等对话的平台时，杨杰没有作正面回答，他反复强调说，群众应该相信政府，应该与政府直接对话，因为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政府。《中国改革》杂志社支农调研项目负责人刘老石近年来曾多次到安徽农村调研，他说："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基层政府如何与农民进行理性而有序的对话与交流；政府在与农民的博弈中如何学会尊重农民的意志和权利。这都是面临的新课题。"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农村各种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时期，而各级基层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将会手足无措。政府必须要学会如何与农民团体、群体进行对话和合作，这将成为农村未来最大的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将会决定中国农村甚至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他继而分析说："在今天，特别是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不一定就是为了冲突而非常可能就是为了合作而产生和存在的，中国乡村的各项工作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都急需农民的有效参与，如果引导得法，它会成为政府与农民交流对话的平台，成为平等合作的桥梁，成为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今天的乡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将成为空话。" 2002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杨云标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上台发言。

杨云标说会上一位香港学者的发言让他受到极大的震动，那位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杨云标告诉我，他正在着手做一个"促进社区公民参与社会发展"的项目。他说：税费改革、机构改革以后农村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乡村干部作风有所转变。今后，我们在维权的同时，将致力乡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筹建农业合作社。"在他们的努力下，三合镇已成立起了乡村文艺队、老年人协会。在他们的努力下，华东师大的大学生们来到村小学，为孩子们开了英语课和文化导读课。在他们的努力下，天津科技大学向这里的贫困失学儿童伸出了援助的手。

谈起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杨云标说："原来我们是哭着维权，现在我们是笑着维权，这股民间力量的价值不但指向今天，而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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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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