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辽阳,当局在星期六拘禁我的时候,我找到了这次中国之行一直在寻找的自由的极限.

“中国是个法制国家，”在一个被监禁的工运领袖姚福信家外,三个跟我谈话的政府官员之一解释说.“我们必须上其它地方谈。”

“但我不想跟你们谈，”我抗议道.“我想跟姚福信的家人谈。”

“中国是个法制国家，”那个人礼貌但是严厉地重复著.“并且我们是政府.跟我们来。”

“我不想跟政府谈。”我回复道.“我想跟姚福信的妻子谈。”

“中国是个法制国家，”那个拒绝出示任何证件的人讲.“跟我们来。”

我是来这个位于北京东北375英里处的遍地砂砾的工业城市调查可能是中国最大挑战之一的动荡的工运局面的.去年,辽阳20个工厂的几千名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官员腐败,并索要失业金,退休金以及拖欠的工资.

去年五月,当局宣判姚先生入狱七年,另外一个抗议领袖肖云良入狱四年.大概是由于遭受了毒打,肖先生在宣判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失明了,并且已经不能够辨认出家人了.

所以我顺便走访了姚先生和肖先生的家庭.但是他们的妻子明显是处于某种软禁之中.当我到达的时候,我试著与肖先生的妻子通话;在一个男人抢过电话并挂断前她只说出了一个字.几分钟后,三个官员在姚先生家外捉住了我.

可以肯定他们的是,他们非常礼貌.我当时正同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同事奈克纳撒尼尔以及我无畏的九岁的儿子旅行,我们都被带到了附近的旅馆.在谨慎的陪同下他们才让我们用卫生间,以防我们试图逃跑.

“中国是个法制国家，”给我们递过烟后的那个领导讲.“所以你们的采访必须通过国务院裁决并且要通过地方官员.你们必须通过这些手续这才是合法的.所以现在采访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时候都欢迎你们做为一名旅游者回到辽阳来。“

“哪好吧，”我建议道,“我会去跟姚福信的家人谈谈当地的旅游景点。”

他们甚至于连强作的一点微笑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我的出租车里塞进了一个打手,又用另外一车人护送我们到了沈阳机场,并且等在那里直到我们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我儿子在机场买冰淇淋的时候也被跟踪.

中国政府很担心劳工问题.谴责中国巨大出口的美国人愤慨工作的流失,但中国也充满了几百万的下岗工人,并且他们也正变得越来越愤怒和大胆.

据中国劳工公报,仅上个月,1000名出租车司机走上达州市(音译)街头抗议取消出租车执照;在襄樊的大约10,000名工人阻断公路和铁路线抗议由于私有化而失去工作；以及绥州(音译)的2,000名教师集会要求增加工资.

在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以及怂恿工人从事更加多产的职业方面,中国政府是对的。但北京以后应该用开放而不是镇压来处理劳工问题.它将应该认识到罢工和抗议可以是一个国家强大和自由的一个象征,而不是软弱和混乱.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这是通过精明的治理和日益成熟的外交而获得的地位.但是一个强国不能够回避镇压和平抗议和折磨工运领袖这些事情.“人民的中国”回避象绑架如肖先生这样的人并在他的宣判听证会上把他的妻子打得不省人事以及禁止工运领袖的家庭成员与外界接触等这些事情是可耻的.

“这不是70或80年代的中国，”我对捉住我的人抱怨.“中国已经改革了.现在应该足够开放允许外国人跟犯人家属谈话。”

简短的回答是:“中国是个法制国家。”

有朝一日,我希望不久,它会是的.

(原载《纽约时报》，2003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