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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农历新年来临，中国铁路都要经历一次严峻考验，几乎所有的列车都爆满，尤其是那些开往劳务输出大省的列车，更因装满了返乡的农民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铁路满了，公路满了，就连不少航班也开始满了。中国特有的春运高潮问题，成了让全世界惊愕的“世界奇观”。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隐藏在春运高潮背后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城乡二元结构、资源配置、户口壁垒等一系列深层次因素。
资源配置的必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景乃权
在我们的春运中，交通的运输能力、现有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都在加剧回家的难度。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要在同一个时期回乡过年，客运市场因需求远大于供给而引发一系列危机。那么多人，一个地方一下子要在同一个时间段回家，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中国农村拥有大量素质较低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称为经济资源，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事实上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太多合适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能远离家乡外出打工。而那些没有走出家门、在家里又挣不到钱的农民更是长期处于贫困边缘，成为社会危机的隐患。
此外，我国地区经济不平衡也导致了这种人口流动，比如安徽民工，如果在合肥和杭州相同的工作可以赚到相同的钱，那何必再跑到杭州来呢？随着社会发展，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协调后能够疏散人流，交通方式改变了，春运回家的民工潮就可以缓解了。
春运终会成为历史名词
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流动人口，只是在中国，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就是糊口，要解决春运等一系列问题就要让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
在杭州打工三四年的农民工，同样的工作、干同样的活，他们依旧是个外来务工者。原因在于户口壁垒，如果户口问题解决了，工作的地方真正成了他们生活的地方，定期的民工大潮也就随之缓解。比如美国人，从地方到首都纽约，有生存能力全家都可以定居，根本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对于外来人口，当地政府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和一般行为，就是对外来人口只能欢迎，不能限制，只能与当地人一视同仁，不能歧视。因为，人口流入，四海来归，一方面表明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好，经济发展快，政府效率高，在地区竞争中走在前列；另一方面，也是调节本地劳动力供求、抑制当地工资成本上升、促进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保障。限制和阻碍人口流入反而有悖常理，为智者所不取。
如果户口、待遇都不成问题了，虽然中国人有浓浓的乡土观念，但是在城市住久了，就不会每年非得在过年的时候兴师动众回老家了。
从劳动力自由流动到人口自由迁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
春运并非交通运输业的常规，更不是一项不可改变的制度，而是在现行制度安排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就春运谈春运，春运问题不可能缓解，接家属前来过年，用高薪留住民工在当地过年，更是于事无补。
首先，一旦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定居，成家立业，很多人就不会兴师动众回老家过年了，春运问题不解自消。其次，允许人口自由迁徙，现行一系列对民工不平等政策，包括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方面面，就难以存续和实施，城市化的进程就会加快。这是中国今后经济长期增长的巨大动力。再次，因民工而存在的很多社会治安状况会大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及其所导致的上述变化，将会加快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这也许是中国社会改造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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