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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京沪粤三地穷人过年的故事
《瞭望东方》记者集体／北京、上海、广州报道
过去，人们把衣食无着的穷人过年比做过关，故称春节为“年关”。在这个大多数人衣食无忧的时代，穷人过“关”的故事渐渐地鲜为人知了，但沉淀在这些故事深处的，却是比磁浮车飞驰和火星船上天更让人惊颤的内容
街头卖唱过年
文／朱迪
唱歌的时候他们像开屏的孔雀，骄傲而自信，丝毫看不出他们为过年走亲戚要送礼而发愁的窘迫
春节前一个阴冷的傍晚，繁华无尽的上海淮海路，“太平洋广场”五个字的霓虹灯柱下，伫立着与如此现代化大都市的街景不相衬的六个人。他们穿着过时且洗得发旧的衣服，朴素沉静得有些土气。
两个男人拉手风琴、吹笛子，一个声音洪亮、底气十足的男人唱着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过的民歌，惟一的一个女人和另外两个男人一起也在唱，但那个声音洪亮的男人明显是主唱。
几个人的表情认真得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面前有一个打开的皮箱，立起的盖子里层贴着“下岗献艺、多谢关照”的纸片，皮箱里有零星的10元、5元纸币和1元硬币。路人扔下钱之后，他们会很有礼貌地鞠躬说“谢谢”。
乐队常唱的曲目是《祝福祖国》、《同一首歌》、《小白杨》等，当然也接受路人的点歌。围观的人很多，有不少人慷慨解囊。
黄国珍，乐队里惟一的女性，是她把原来虹口公园里各自为政唱歌卖艺的下岗人员组织了起来，成立了这个小乐队。
“我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但也需要钱。”黄国珍对《瞭望东方》说。
戴一副紫色框的眼镜、穿一件羽绒服，眼前这个身材瘦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的中年妇女，每个月只有600块钱的固定收入，却要养活自己和上高三的儿子，而上个月因为做母婴护理时把牛奶煮焦了，600块工钱一分没拿到。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很要面子。”小姐妹送她的羽绒服是她最贴心的礼物，她觉得穿在身上很好看，时不时地喜孜孜地提到。
其实和黄国珍差不多，这乐队里每个人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四五百块。
比较困难的是戴着老式米色塑料镜框眼镜的张先生，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老婆跟人家跑掉了，用乐队里其他人的话说，张先生真的是“吃饭都成问题”。
比较轻松一点的是被大伙称作“张老师”的主唱，虽然每月只有400元的补助，但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资，生活还不算太艰苦。
快过年了，姐姐邀请黄国珍母子俩到家里过年。黄国珍说，毕竟是去人家家里过年，她已经买了两条鱼放在冰箱里了，花了20块钱，准备到时候拿过去。她跟姐姐讲好了，外甥的压岁钱就免了。
儿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的情况，过年也没有要什么东西。但当妈妈的还是给孩子买了一套棉毛衫裤，39元一套，仍让黄国珍大呼“太贵了”。她没舍得给自己添置东西。
过年的时候，黄国珍和她的乐队会趁着街上人多，继续出来唱歌。像这样每个星期六、日晚上唱四个小时，每人可以分到二三十元左右，春节期间，说不定会有不小的收入呢。乐队也会趁比较有空的时候，一起坐坐聊聊天，毕竟大家志同道合又同命相连。
“我过年最多花四五十元钱。”这是黄国珍今年的春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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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人在哪里
文／严小庆
“老盖啊，今年给你前妻写封信吧！让她接你回去过年。”
拖着两只脚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头发花白，谁能把当年叱咤风云的“斯巴达克斯”与眼前的盖文源联系起来呢？春节之前，《瞭望东方》在上海第四社会福利院里见到了这位中国前著名配音演员。他已54岁。
1997年，盖文源因一张作假的病假单被上译厂辞退，此后流入社会。妻子离异，加上嗜酒，盖文源陷入困境，身体也每况愈下，后来被市民政局破格安置在了福利院。
过年了，老影迷们没有忘记他，在盖文源的柜子里，盛放着北京、广东、湖北、山东、福建等地寄来的新年贺卡──还有日本人寄来的呢。一位未署名的影迷代表全家人给盖文源寄来了挂历。一些好心人还寄了钱来，这对经济拮据的盖文源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他家里人呢？没来看他吗？”《瞭望东方》问他的室友。“哎，别提了！他有一个女儿，自他进来后就没来过。他的前妻第一年来接了他回家过年，以后就再也没信了。”
陪伴盖文源过春节的，是酒。“酒解千愁”，盖文源也许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喝酒的。而事实上老盖的“失语症”归根结底是由酒引起的，他的病要求他不能再喝酒。在记者提醒盖文源“少喝酒”时，他点了点头，“好！”好洪亮而浑厚的嗓音啊。
当记者表达对《斯巴达克斯》、《王中王》这些他主配的电影和他所配的英雄式人物的欣赏时，盖文源的眼里闪着熠熠光彩，他时而低下头，时而使劲擦去眼角的泪花，不停地说:“好！好！”“对！对！”只能发单音字的他，甚至冒出一句“酒肉穿肠过”，使记者不由得对世人所说的失语有了些许怀疑。
“您今年春节准备怎么过啊？”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盖文源颤抖着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不停地摇着头叹气。“于×，盖××，……”这是他前妻和女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此后的盖文源陷入沉默。记者注意到，采访中一旦提到“过年”，盖文源的手就牢牢地攥着那张纸，眼里泪光闪闪。
盖文源的室友告诉记者，在老盖进福利院的第一年，他的前妻接他回去过年。那时，盖文源的身体还不如现在。体会了家庭温暖的盖文源，在春节结束后，他竟再也不愿回到福利院了。无奈的前妻仍将其送回，可老盖在回来的车上就是不下车，甚至大发脾气，还与医生发生了冲突。从此，尴尬的前妻再也没有来接过盖文源回家，他的女儿更是一次都没来看他。
“老盖啊，今年给你前妻写封信吧！让她接你回去过年。”室友建议道。又是一声响亮的回应：“好！”
“您对过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记者小心翼翼地问。盖文源闻言，急切地打开抽屉，搜寻着笔，想写些什么。“于×，盖××”，盖文源颤抖着手，一口气写下前妻和女儿的名字。没有任何思维的阻塞，他完整地写下了她们的名字──如此清晰而快速地写出了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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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的机会
文／蒋恩言
在坚持和等待中，在坚持和等待之后的失望中，他们总是相信下一个年会有真正的圆满
当所有的中国人在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忙碌着，整个城市弥漫着温暖的饭菜香的时候，恩妮一家只是焦急地守着家里的电话。在窗外震耳的鞭炮声中，三个人需要很仔细地倾听，因为每一个电话都有可能点燃全家人心中的希望火苗。
春节前后是肾移植的高峰时段，医院随时都可能来电话通知患者住院移植，孩子的命运可能在瞬间改变。所以，过年，对于21岁的上海女孩恩妮和她的爸爸妈妈来说，只是一个机会，一个活下去、让今后的人生之路变得平坦的机会。
妈妈曾经因为女儿的病着急而中风，至今身体也不好。每年的年夜饭，一家人就买点现成的熟食凑合着，谁都没有心思过别人眼中喜气洋洋的年。全家人惟一的新年愿望，就是每一次的电话响起后会有等待中的好运降临。
每逢过年，恩妮的爸爸妈妈甚至都不敢和拜年的亲友多说几句，每一次都匆匆挂断，生怕占线错过了那个要命的电话，错过了女儿活下去的机会。
然而，希望每一次都没有来，总是无法实现的新年愿望，让恩妮还稚嫩的心灵长满了老茧。
“爸爸妈妈说，他们过年什么都不想，只是希望我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在恩妮的讲述中，没有诉苦，却有着经历磨难后的淡然和隐忍的辛酸。
从1998年5月的一天，当时才15岁的恩妮被诊断为肾衰竭尿毒症必须移植肾脏后，在这个家里，过年就注定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每个星期的两次血透维持着孩子的生命，日渐苍老的父亲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回接送女儿。即使是在新年，踏过满街五彩缤纷的鞭炮碎屑，那也是别人家的欢天喜地，父女俩已经习惯了平静面对自己的冷清的春节，仿佛春节本该就是这样。
血透过程需要8个小时，爸爸静静地等着。父女俩甚至舍不得买街上的一个饼，哪怕是过年，也只是在家里吃上一碗简单的面条。每个星期800元的血透费以及其他的治疗费，全家只靠着爸爸打短工的收入支撑着。
“什么时候女儿的病好了，我们才能真正过上一个年！”下岗在家的妈妈看着女儿，用一个母亲的坚定口气说。
恩妮的家只有10多平方米。这个身患重症的女孩子习惯用“倒霉”来形容自己的病，平静得仿佛只是得了一场重感冒。恩妮的电脑屏保上是粉红色的可爱KITTY卡通猫，毕竟还是个大孩子，经历了无数次生死来回之后，这个女孩子有着成人的平静和孩子的眼睛。
电脑和钢琴是家里最显眼的家具，这两样都属于恩妮。电脑是别人送的，钢琴是小时候买的，那时候她还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和所有被宠爱的聪明孩子一样，承载着父母关于将来的一切憧憬。
可怜的钢琴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校音已经严重跑调。校一次音要好几百块钱。“没有钱去伺候它了。”恩妮装作不在乎的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是淡淡的遗憾。“听到钢琴音不准，像看见老朋友身体也不好，心里特别难过。”
恩妮听说过，就在上海，有些有钱人家的病人，很快就弄到了肾，有的人甚至一年内移植了两次，但是，她家却不行。
治病已经渐渐掏空了爸爸妈妈的积蓄。至于未来的肾脏移植手术，更是不敢想像。
恩妮用一个孩子的口气向《瞭望东方》述说着她的新年愿望：希望身体快快好起来，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去拜年，多拿几个红包。妈妈说，得病以后，除了血透，女儿从来不出门。妈妈说话的时候，恩妮在看同学发来的电子贺卡。初中的同学都已上大二了。学校，是恩妮心里的伤疤，她和妈妈从来都没有说起过。
窗外已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这是2004年的春节。电子贺卡上闪着红色的福字。恩妮笑着看着妈妈：“今年肯定会好起来的。比去年好。”-
不回家是为了孩子
文/王驰
她觉得北京“样样都好”
“比起老家放鞭炮、包包子的热闹劲儿，北京过年的气氛差远了。”张学芝说。
“我想家里的大枣馒头和粉丝包子。”一直不太吱声的徐保憨笑着冒出一句。
张学芝与徐保是从河南信阳来的一对青年夫妇，从1997年秋天起，就在京西的一个国家机关大院里做保洁工。他们一个打扫家属楼的楼道，一个清理家属院里的卫生。两人很看重这份相对稳定又能照应孩子的工作，一干就是7年。
7年里，他们几乎天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包括“五一”、“十一”，当然，也包括春节。
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春节显得漠然。除了买些鸡和鱼在家吃个年饭，对过年，他们没有别的打算。
买新衣服吗？刚刚31岁的张学芝说，她已经好几年没添置新衣了。当记者说她穿在身上的黑色防寒服不难看时，她低头笑笑，说那是别人给的，但她并不很喜欢那个颜色。徐保则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工作服，他们8岁多的儿子林毅也懂事地不吵着要新衣裳。
“城里就是，干啥都要钱。”张学芝说。她和徐保每人每月有450元的收入，刨去170元的房租(不包括水电费)、上二年级的孩子一学期390元的学费和200元的借读费，省吃俭用，每月能攒下300多块钱。
年前，他们刚给老家寄回700元过年钱。张学芝说老人对他们年年春节不回家一直心中不快。
小两口说，他们之所以能在北京坚持7年，最主要的是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受教育。
“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才不愿在这里过年哩。”张学芝环视着最多10平米的小屋说。
小屋里仅有一张小床、一张用砖头接出加宽的单人床、一个一扇门的旧衣橱、一个两抽屉储物柜和些用布盖上的杂物。但张学芝还是告诉记者，她觉得北京“样样都好”。
“这里的老师比村里强多了。”上过初中的徐保和小学没毕业的张学芝齐声说。
就这么坐在床边聊了一个多小时，儿子林毅没有打搅过一次。他要么瞪着大眼睛听，要么拿出自己制作的袖珍模型玩。他的装满一个文具盒的小飞机、小赛车、小卫星、小火箭之类的模型都是同学给他的。
林毅告诉记者，爸爸妈妈只带他去过天安门、八一湖和八角游乐园，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从来没有去过。他说他最想去动物园。他养了只猫，他喜欢和猫玩，但当猫儿蹲到自家25寸的长虹电视机上时，林毅会使劲把猫拽下来，说“把电视碰坏了，爸爸就买不起了，我也看不成动画片了”。
看到孩子能得体地和大人谈话，张学芝疼爱地拍拍儿子的屁股，喜悦和满足写满了她的脸庞。她笑道：“要在农村，小孩见了大人早跑了。哪能说这些！”
只要孩子有出息，夫妇俩说，他们再苦也值。
时间在小屋里慢慢流逝，“过年”这两个字还是在他们心头唤起了一线温暖。这温暖来自遥远的故乡。他们回忆说，在家乡，每逢腊月二十七八，家家都要蒸20来锅包子馒头，大家伙儿聚在一块和面、剁馅，好开心哪。
“一个馒头得这么大，快一斤啊！”张学芝比划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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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支走妻子
文／徐赛虎
团圆事小，丢掉饭碗事就大了
小彭下班后感觉很累，几个月前因车祸而骨折的那条腿隐隐作痛。他说这可能是早上为送老婆孩子赶早班车回家起得太早了。
“以前过年都是一家人在上海凑合着，这次我得把他们都送回家，省得天天唠叨叫我休息，把我耳根都磨软了。要是真歇下来，等你过了年再来上海找工作，哪里还找得到。”
所以，他等两个孩子一放假，就催着老婆带他们回九江农村老家去，还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车站，“孩子平时没坐过小轿车，这回也让他们潇洒一回。”
小彭在杨浦区长阳路上的欧尚超市干整理购物车的活，一个月前才刚刚找到这份工作。《瞭望东方》记者去找他时，看见他正推着蜿蜒的三四十辆购物车从人群中艰难穿行而过。
“等我干完了，再跟你聊。”他怯生生地说，“自动扶梯上的玻璃几千元钱一块，要是被我撞坏了，一年白干不说，还要被炒掉。这几天人一天比一天多，过年的气氛……”他边说边四处张望，大概是怕主管看见他在闲聊。
下班后，记者去到他家，见他正抱着受伤的腿坐在床头看电视。“我家的猪圈都比这间大。”小彭这样形容他的这间长不过3
米、宽不过两米的小屋。屋内靠墙放着一张床，床对面就是煤气灶，床头有一张既当床头柜又当灶台的小橱，床尾的小箱子上放着两台他收旧货收来的电视机和一张靠在角落里生锈的弹簧床。
“上午你也看见了，越是到过年我们越是忙。那些购物的基本是全家出动或是夫妻双双。好像超市里的东西不要钱似的，都在‘抢’。一天下来我基本上没得休息。”他揉搓了两下骨折处，“以前我和老婆孩子不回家过年，也是逛逛大超市，到南京路转转，不过只是看看，一般不买，实在拗不过孩子，买点玩具或是吃点什么。不过那也多半是在七浦路市场或是大排档。”
他顺手拿起床头的一个玩具抚摸着，像是在抚摸着他的孩子：“这个就是去年过年时拗不过两个小东西才买的，六块多钱呢！又忘记带回去了！”
小彭已经有七八年没回家了，家里父母年纪都很大了。
小彭很想念刚刚离开的老婆：“她在家的时候，我每天下班回来，她都帮我揉这块痛的地方。”他两手揉搓着骨折的小腿，幸福地咧嘴笑了。
小屋里弥漫着劣质香烟的烟雾。那个40瓦的白炽灯更加昏暗了。在沾满油烟的的窗户外面，飞扬着晶莹的东方明珠塔尖和被外滩霓虹灯映亮的五彩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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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有自己的公司
文／陆洋
他要改变每年仅两千元的种地收入，告别借债的日子
噔、噔、噔，他爬上两层楼高的梯子，腰间绑着简易保险带，用特制的玻璃清洁剂，娴熟地擦拭着这扇高达五米的落地窗。
以窗外天空下一幢幢漂亮的住宅楼为背景，他仔细地检查玻璃上每一处细小的污点，并用小刀片轻轻刮去，然后把刀片在裤脚上一擦，夹在嘴唇间，以便下一次取用。最后，他用专业玻璃擦刮掉药水和污渍，并用干毛巾吸去多余的水分。这间200多平方米复式公寓的客厅立刻变得明亮透彻了。
这就是吴修元从安徽来到上海的6年里赖以谋生的技能。
工作间隙，吴修元点燃一支牡丹烟。夹烟的大手上已满是皱纹和老茧─—这双6年前在安徽肥西老家下地干活的粗手，并没有因为放下锄头而细嫩了些;相反，如今清洁剂中的化学成分加快了他皮肤的衰老和粗糙程度。
“过年前的这几天，活特别多。”吴修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许多装修好的人家都想快一点把新房弄干净，好准备过年。我今年不打算回家过年了。”好在吴修元的妻子和儿子都在上海。
吴修元在来上海之前，从没听说过保洁工这个工种。如今，在老家从来没必要擦玻璃、洗马桶、为地板上腊的他，天天清洁着上海的各种高楼大厦和住宅小区。
房子的主人看到吴修元站在光滑的玻璃顶上，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家可是18层，这上面你也敢爬，用水枪冲冲算了。”在玻璃顶上如履平地的吴修元笑着跟房主摆了摆手，又开始重复着刚才的工序。对于曾经为金茂大厦和正大广场做过保洁的他来说，这算不了什么。
三下五除二，一贯做事利索的吴修元，没花多少功夫，就让这间阳光房与蓝天靠得更近了。
“这家主人挺好的，但是能擦到的地方我还是会尽量擦。这样，我心里踏实。”吴修元从房顶上爬下来，弹了弹身上的灰说。
离过年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可吴修元家里除了吃剩下的半个猪脸皮和一只腌好的鹅之外，并没有置备其他的年货。
吴修元的妻子在另一家保洁公司工作，每天上夜班，他们俩能凑到一起的时间不多。不过，过年上班能拿到加倍的工钱。
“在上海过年没有老家那样有味道。”吴修元一谈到肥西老家，就来了劲头。大年初一，村里的人是不许出村的，必须在家里过世老人的牌位前磕头拜年。到了初二之后，才可以到别处拜年。
按照家乡的习俗，家家在置办年夜饭的时候，必须留一碗大肉和一碗大鱼放在橱里，等到正月十五之后才能吃。因为十五过后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吃了大肉才有力气干活，吃了大鱼则代表新年一开始就“年年有余”。
但吴修元已顾不得留恋这些了。他要改变每年仅两千元的种地收入，告别借债的日子。
刚到上海时，他专门为金茂大厦做保洁。他第一次进入总统套房的时候，简直惊呆了。
“在这里睡一晚要多少钱？”吴修元心里没底地问了一句。
“大概是你打几年工的钱吧。”金茂大厦的保安不屑地说。
现在，吴修元和妻子两个人每月能挣两千多块钱，除了应有的开销，还能攒下一千块。但他有时还会一个人抽闷烟，因为还有两个未了的心思:一个是希望眼睛有残疾的儿子能在上海学会修电器的手艺，今后自食其力；另一个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开一家保洁公司，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也是他今年春节的不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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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生园路老婆婆”怕过年
文／王吉陆
“猫扑”们还在齐齐哈尔寻找老人的女儿裴凤珍和裴凤兰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
尽管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老太太这么说的时候，《瞭望东方》记者还是觉得很意外。
去年的春节就是在毫无先兆、毫无准备中降临在杨树琴老太太面前的。“那时我还在街头走着，只听到‘砰、砰’的声音，我想怎么放炮了？”
杨老太太平时不大敢找人问话，“我耳背，人家说小了我听不到，又不敢老问。”但是那天，好奇心还是让她鼓足了勇气:“为什么放炮？”“老太太，过年啦。”回忆这个情节时，杨老太太显得十分平静。
这一次是杨老太太离开齐齐哈尔后的第五个春节，之前的四次，春节都是无言地到来，无语地离开。
从之前看到的流传在“猫扑”(一个有名的互联网BBS)上的帖子和老太太自己讲的故事中，大致可以弄清楚她已经78岁，因为治病借了3500块钱的高利贷，于是来到上海找钱去还。她的老伴很早就离开了人世，两个儿子1979年在一次修桥事故中死去了，四个女儿还在齐齐哈尔。她背着女儿离开了家，想着的是还钱。但后来就与女儿失去了联系。
曾经，老太太靠捡垃圾赚到了9000块钱，但钱被小偷偷走了。后来曾有“猫扑”网友问过：“为什么不存到银行？”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银行存。”
“猫扑”在老太太生活中的出现，为她的晚年增加了那么一点亮色。尽管，到现在她还是不能明白什么叫“猫扑”。
2003年6月15日，“猫扑”网友“xdx”在漕宝路地铁口见到了杨老太太，“我看到她拿着一个口袋，一路走，一路捡垃圾，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她走一段路就停一段，坐下来休息一会，然后又接着走，又休息一会，我觉得她不像是一般的乞丐或者捡垃圾的人。”
“xdx”把身上所有的硬币一共4元7毛钱给了她。
老太太哭了，接着把自己的故事讲给“xdx”听，后来便在“猫扑”上流传开了。网友们聚集到一起帮助老太太，帮她找房子、带她检查身体、设置一个账号管理捐给她的钱，一共收到捐款6297.30元。
穿过一条泥泞小路，《瞭望东方》找到了杨老太太现在住的地方。这里过去应该是乡间，上海的发展也改变了这个地方，但旁边一条小沟仍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从地下铁到家，我要停下来休息十多次。”老太太对自己的腰、腿有些抱怨。这段距离，记者走了不到20分钟。
所以老太太不敢走远，总是在附近，常常去冠生园路，“猫扑”网友有时也会用“冠生园路老婆婆”作为她的代称。不敢走远的另一个原因是怕迷路，“晚上我就分不清路了。”记者为她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地址，告诉她迷路时可以去找警察，老太太说了一句：“我怕他们。”
“老太太身体不好，我很担心。其实她现在最好是能到敬老院去，我们劝了她好多次，可惜没有效果。她说敬老院里不自由。”一直在组织帮助老太太的网友“jackla”、“害羞的流氓”这样告诉记者。
“猫扑”们还在齐齐哈尔寻找老人的女儿裴凤珍和裴凤兰，老太太提供的地址是南市区双芽路西工地21栋，网友“东北达人”实地去看过，但是没有能够找到她的女儿。网友们还在努力，希望能实现这个愿望。
春节前，“jackal”、“害羞的流氓”准备再召集一次网聚，去看老太太。“买点鸡蛋、水果，买一个热水袋，还有水饺，可以放到房东的冰箱里，老太太是东北人，应该喜欢吃水饺。”
老太太并不知道网友们在为她准备这些。她说：“我怕过年。人家都是儿孙满堂，我却成了光杆司令了。”这么说的时候，眼中含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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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钱回家
文／王吉陆
过春节，穷人家也是有讲究的
“过年一定要回去！”
提到春节，车先生第一反应是回家。
见到车先生时，他正被一个穿制服的男子赶下外滩走廊观光区，那位男子对《瞭望东方》说：“以前可以送到收容所，现在没办法了，只能把他们赶走。”当记者问起根据什么规定赶人时，他只是说：“公共场所不允许乞讨。”
在南京东路对面的马路旁，记者找到了车先生，有句话说：“穷人的衣服都是不得体的”，有些绝对，但此时的车先生确实穿着不得体。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确影响市容，上海是国际大都市，里面都是文明人。但我是为生活所迫。”
来自丹东山区的车先生用的是农历:“我是十月初五来到上海的。”
1993年因火车事故失去双腿后，车先生在家呆了10年。这10年中他看着父母渐渐老去，看着妻子离婚而去，也看着18岁的女儿因家中无钱供养而辍学。
“山区中有几亩地，耕耕种种也饿不死，但政府一个月补助20几块钱，不好过呀。”
听说邻村一个残疾人在上海碰到好心人的故事后，车先生也想碰碰运气。
转眼间到上海已两个多月，马上要过年了，车先生却想赶快回家。
“去年过节，是妹妹帮我换的衣服，这也是辞旧迎新。”
离家在外的车先生还怀念家乡的水饺，更怀念大年三十一家人坐一起包饺子的那种温馨感觉。
“过春节，穷人家也是有讲究的。”车先生谈起来滔滔不绝，记者听出来年三十吃青菜、萝卜，大年初一要吃酸菜。家人彼此见面也问候，说一些吉祥的祝福语。
“初一、初二都是不做事的，在家呆着，初三到岳父母家拜年……”
车先生的话题转到了朋友，几个大老爷们坐一起，喝酒、聊家常，“讲东北人喝酒，一个词：豪爽！”
从上海到家，坐火车到沈阳，再转车到丹东，接着还要转车。这需要三天两夜，一共300多块钱。车先生去找过救助站，希望能得到一张回去的票，但得到的答复是：“让隔壁区的把你送到总站去吧。”
现在，车先生已讨到了一点钱，差不多够买一张火车票了，但他希望能带点钱回家。“也让家人也高兴一下嘛。10年哪，我没赚到一分钱，虽然这是讨来的，也不多，但在我们山区也差不多了。”
车先生已经规划了花钱的方式：“过年嘛，对联要买一幅，鞭炮也是需要的。父母老了，该孝敬一下；自己无能，对不起女儿，但过年总该给她买件衣服。”
他又重复了那句话：“东北人不兴过年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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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脸回家
文／纪旭
春节之前还没有讨回被拖欠的工资，怎么有脸回去与家人团圆
2004年1月12日上午10点，在广州天河区吉山村一间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湖北荆州青年文应明接到家里催他返家的电话，这样的电话在他父亲住进医院急救病房的25天内，他几乎天天接到。放下电话他的表情凝重：钱用光了，医院断药了。
文应明落泪了，但他无法回家。
2001年9月至2002年8月的11个月里，文应明带着由11个老乡组成的水电施工组，为吉山村橄榄公园建筑工地打工，公园建成了，11个人的83913元工资却至今没有拿到。为了讨要工资，文应明在吉山村租了一间房，一边打零工，一边追讨。“拿不到钱，我没有脸回家啊！”文应明苦着脸说。
与文应明有着同样遭遇的，大约有90多人，他们都是湖北荆州和宜昌的农民。90多人的工资欠条加起来，有六七十万元。老板黎某告诉他们，等公园赚钱了，就马上给他们工资，他们相信了，可是一天天过去了，血汗钱却始终没有踪影。
马远发夫妇心肠热，介绍了不少老乡来广州打工。但想不到的是，被介绍的人拿不到工资，开始埋怨马远发夫妇，一些人甚至到他的家里去闹，害得他们不敢回家乡。“有人给我们家里放毒，鸡都给毒死了。”马妻伤心地说。
退伍兵李方权在公园做保安，被欠了12000元的工资。“看来，今年还要在广州过年了。”他说。
雷元金因为被欠了一万多元工资，今年老婆生小孩都不敢回家，“他骨折大腿打的钢板，到了该取出来的时候了，可是哪有钱去医院啊？”文应明指着雷元金的大腿说。
最悲惨的是35岁的泥水工艾严和，没有拿到工资就回到家乡继续务农，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交不上，妻子总是和他吵，骂他无能，老实巴交的艾严和一气之下，于2003年11月23日在家服农药自尽了。52岁的哥哥艾之荣春节前来到广州继续为弟弟讨要工资，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取出弟弟的欠条给记者看，上面的金额是5839元。
“哪个不想回家过年？恨不得生出翅膀飞回家去！”马远发的妻子说，“可是家里老的小的都在等着钱，拿不到钱，我们怎么回家啊？”
2003年6月，法院曾判决他们胜诉，但没有执行；8月，他们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却说被告没有财产；他们把相关部门几乎找遍了，但这个部门把他们推向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又把他们推向另一个部门。
2004年春节之前，法院终于做出承诺，对被告在橄榄公园的财产评估后拍卖，用拍卖所得支付他们的工资。
“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文应明满怀期望地等待着。现在，离2004年春节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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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谁来演唱
文／龙海
因那瞬间的感动而流下眼泪，怕也不是为了音乐本身
如果要听陈亨用意大利语惟妙惟肖地演唱，以前一般要等到春节。运气好的话，你有可能在某个朋友的家里欣赏到陈亨的“新年演唱会”。
通常的情景是这样的：宾客们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于是有人提出要“我们著名的男高音”登场助兴。陈亨腼腆地审视大家的表情，判断他们是否真的会从内心里为他的表演喝彩。在确定了大家焦急的认真态度后，陈亨站起来，两手放在圆鼓鼓的肚子前，用一个高音迅速抓住了众人。
喧闹的酒席霎时因为陈亨的歌声而安静了。因为房间不大，陈亨唱到高音部时，震得满桌狼藉的杯碟有些嗡嗡作响，于是开始有人给他倒酒、点烟，在另一拨人劝阻“不要再给他喝酒、抽烟，对他的嗓子不好”的喧闹声中，屋里又重新躁动起来，有的观众不知是太开心了还是太感动了，听得流下了眼泪。
陈亨闪亮着眼睛兴致勃勃地一首连着一首演唱，伴随着众人点歌的争执以及窗外震耳的鞭炮声迎来了新年。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天，在意大利，年轻的帕瓦洛蒂正在教孩子们学习体操，他的业余爱好是唱那坡里民歌，并希望成为一个歌唱家。同时，在遥远的中国上海，一个孩子夜里偷偷地趴在被窝里，收听电台播放的意大利那坡里民歌，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声，他立刻就被迷住了，并记住了演唱者──20世纪伟大的歌剧大师斯台芳诺。那也是帕瓦洛蒂崇拜的偶像。
事实上，这位名叫陈亨的街道工厂里的年轻工人并不懂得意大利语，他只是狂热地喜爱上了演唱意大利民歌，开始跟着无线电模仿斯台芳诺、贝尔冈齐、吉列等大师的演唱。陈亨仔细聆听早期歌唱家的单纯唱法，学习发声、换气的技巧。与帕瓦罗蒂一样，陈亨并不识谱。他是依靠自己的耳朵和他独创的符号替代音符系统来学习歌曲的。
几年以后，也就是帕瓦洛蒂登上纽约大都会大剧院的舞台演唱《军中女郎》时，“我们的歌唱家”陈亨从街道的工厂回家了。失业并未打消他在演唱上的自信。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认真学习声乐艺术。
当20世纪80年代初三大男高音横扫整个欧洲、风靡全世界的时候，陈亨也被慕名而来的文艺剧团邀请去参加演出。在舞台上，他的风度不亚于任何一位明星。羞涩的他一开口，观众们就被漂亮的高音镇住了。
那是个西洋古典音乐刚刚解禁的年代。被观众热情的掌声冲昏了头的陈亨不愿意退场，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丝毫不在意后台焦急万分要表演下一个节目的女演员们，整场文艺演出已经乱得像一出歌剧。最后，被剧团演员围攻的剧团团长不敢再邀请他。
于是陈亨的演出活动只能局限在朋友的聚会上，但是他的台风不变，依然要等酒酣耳热的观众再三邀请才会一开金口。陈亨天性开朗，他的音乐天赋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那圆滚滚可爱的卡通身材(鼻子也有点大)成为大家快乐的源泉。
陈亨出生于广东音乐世家，他的父亲毕生致力于研究广东音乐，已早逝了。因为所住的华山路大胜胡同早年是法租界，弄堂里许多人家都有钢琴。陈亨自幼对音乐的耳濡目染得益于环境的熏陶。
陈亨在开心的时候曾认真地问《瞭望东方》:“我和帕瓦洛蒂比怎样？”记者告诉他，帕瓦洛蒂已经要70岁了，而你只有50出头，据帕瓦洛蒂说他爸爸87岁还在唱呢。
陈亨依靠街道的补助以及亲戚的接济度日。几年前，疼爱他的母亲过世后，陈亨孤零零地生活在华山路上，他不善于料理自己的生活。他越来越孤独，他整日四处闲逛，夜里很晚才回家。屋里不再有音乐，邻居不再被打扰。
新年即将来临，今年还没有人邀请陈亨去演唱。偶然间，陈亨或会在街头听到那曾经耳熟能详的意大利民歌，不知道他会不会在那一刹那驻足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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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过年想逃
文／于达维
老朱说他办了件大事:为许许多多娶了外来妹、嫁了外来哥的上海人解决了第二胎的户口问题
老朱是上海人，可他说过年想“逃”到他曾呆过的无锡去。无锡有亲戚，有朋友，最重要的是，无锡没有人追债。
苏州河浙江路的铁桥上，这些年早已成了外地人的天下，卖小玩意的，卖烤红薯的，卖盗版光盘的，摸钱包的，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混杂在桥上，时刻注意着来往的行人并警惕着城管人员的袭击。春节前，上海人老朱推着三轮车来到桥头，卖起了上海人熟悉的炸油凳子，让外地人、本地人都感到好奇，老有人围着看，就是不吃。
“上海人一般不愿意出来做小生意，主要是好面子，像我这样的，全上海恐怕没有第二个。”老朱不怕城管队，毕竟都是上海人，一听说话就放了。老朱就怕下雨，下雨了，就没法起油锅炸东西了。所以每天早上，他让两个女儿帮他看天气预报。为了这两个女儿能落户上海，老朱费了不少事。
老朱的老婆是四川达县农村人。老朱和她一共生了两个孩子，当时这在农村是允许的。但两个孩子想要落户上海，还真成了问题。“他们说要罚我的款，我说这不行啊！”于是老朱找到市政府，找了两次还真让他解决了。
老朱说，他这个先例一开，许许多多娶了外来妹、嫁了外来哥的上海人的第二胎户口问题，就都解决了。他这是“办了一件大事”。不过，为了这件事，老朱请客送礼花掉了两万多块，现在还背着6000多元的债。
穷归穷，可是老朱说话也是算数的。一次女儿要个VCD，老朱说好，你平均考了95分就买，结果孩子考了97.5，老朱立马花1000多元给女儿端回来一台。不过，一家人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折腾出图象来──电视太旧了，不匹配了。为了不让孩子失望，老朱咬咬牙，又花了4000多元端回一台25寸大彩电。现在有多少家长，会用尽自己大半的积蓄，去兑现给孩子的一个承诺呢？
上个世纪90年代，老朱和老婆在无锡开了家小饭店，后来回到上海卖鹌鹑，再后来又给人看批发市场。老婆孩子拿低保，一共拿870元，和老朱的工资差不多，加上自己卖油凳子，老婆做钟点工，老朱一家刚够过活。老朱一家四口人住在8平米的小屋子里。
以前过年，总要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新鞋子，今年恐怕不行了，好在孩子们也懂事，不计较，但是大女儿的眼里还是透露了失望。老朱说大女儿姓黄，以前因为怕养不活，把她送了人，于是她就姓了黄。后来还是舍不得，接回来了，名字改起来也麻烦，老朱觉得有个姓黄的女儿也不错。
大女儿刚上初中，但好像比一般孩子懂事很多，有时好像懂事得都不把老朱当爸爸了。老朱也无所谓。为了把一家子养活，他惦记的事情还有很多，惦记春节期间会不会下雨、生意会不会好，惦记大年三十讨债的人会不会上门。老朱跟老婆商量，要不逃回无锡“根据地”去，那里亲戚朋友多，或许可以东山再起，孩子们或许可以过个好年。
老朱还想再进一批臭豆腐干，上海人过年爱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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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穷也总不能不高兴
文／胡奎
到北京七年了，他们没有过过一个年
2004年1月13日晚上9点多。夜气像冰水一样笼罩北京城，让人感到无风自冷。来自河北邯郸的曹书云没想过要回家。她将和丈夫在北京度过第七个春节。
《瞭望东方》记者在兴华民工子弟小学的一位老师的带领下，踏进了丰台区三路居的这个幽暗的小院子。曹书云和丈夫刚刚踩着三轮车回来不久。七年来，他们在北京每天差不多都是8点多才回家。七年来，他们一直在北京卖水果谋生。
她的丈夫已经在嘈杂声中睡着了，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地将身心的疲惫紧紧地裹到一床半旧不新的厚厚的被子里，他的两个分别为9岁和7岁的女儿在床边蹦来蹦去，但他似乎浑然不觉。
尽管衣着粗糙，但33岁的曹书云的脸看起来掩不住秀丽。她似乎天生的爱笑，这是一种中国农村女人最常有的热情、善意而纯朴的笑。没有地方落座，她只好请记者坐到丈夫睡着的床边，并为没有来得及烧开水感到格外的歉意。
屋子里没有暖气。炉子里正燃着煤球。曹书云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炉子关闭，以免中毒。“那不冷吗？”“咳，睡着了，谁还知道冷啊？”她回答。
问到过年的事情，她忍不住又笑了，说：“实不瞒你说，我们这七年就根本没过过年，连饺子都没吃过。因为春节那几天，是我们夫妻最忙活的时候，年三十晚上大都八九点才回来，随便吃点什么就去睡了，第二天还得赶着去卖货呢。”
两轮三轮像两根无形的绳子一样捆绑着这对年轻的农民夫妇。他们每天都要骑上半小时的三轮赶往几公里外草桥附近的农贸市场。他们最怕的是被交警抓住，“他们有时候很不讲理”。
曹书云说，这个冬天生意特别不好，每个月挣的钱除去360元的房租钱，“能顾住吃就不错了”。有时候连本钱都难挣回来。
稍微有点钱，他们就得拿去还债。五年前，他们的大女儿不幸得了脑膜炎，在北京治了四万多，回老家又花了一万多，用农村的土偏方给治住了，但落了个聋哑。治病的钱都是借来的。此外，他们的父母都有病在身。
说到这些，曹书云的脸上依然带着微笑，无奈却也平静。她说：“再穷也总不能不高兴吧。”
患了聋哑症的大女儿眼睛水灵灵的，脸蛋也很俊，不时地和妹妹比划着手势。相比起来，7岁的小女儿倒还似乎没有姐姐漂亮，但这个蹦来蹦去的孩子，说话的样子格外早熟，她坐到床上抓住记者的胳膊说：“叔叔你知道嘛，本来我好想要一套新衣服过年的，许多孩都有新衣服过年的，但后来我想到爸爸妈妈肯定没有钱，就不再说了。”她还说，姐姐的命是捡来的，她差点死掉了，外婆都觉得她不行了，没想到她竟然还能活下来了，“没钱的日子真可怕！”
曹书云和丈夫分别是初中和高中毕业。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只能靠卖水果维持生活。记者告诉曹书云，国家已决定对农民工开展免费的培训。她的脸上露出了诧异的喜悦光芒：“还有这回事？那可是太好了！咱要是能学到什么技术，生活也许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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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文宇
下一顿团圆饭在哪里
一纸动迁通知使老宅再也无力支撑起肖家的新年
肖家大姐和大姐夫是最早回到中华路肖家老宅的。80岁的肖老太已经在弄堂里等了很久，手里拿着几天前叮嘱媳妇买好的年画，虽然孙子已经18岁了，但肖老太今年似乎特别不放心让一个“孩子”来贴。一看到大女儿一家的身影，她使出很大的劲儿用带有浓重苏州口音的声音催促：“年画还没贴，你们快点！”
肖家老宅是位于上海市中心老西门的石库门，从去年开始，这里的生活没有了平静，在旧城改造的热潮中，这片石库门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四五百户居民成了拆迁户。老邻居们陆陆续续搬走了，还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因为各种原因留了下来，被称为“钉子户”，肖家就是其中一员。
走近这片已经被肢解的石库门里，再也找不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里描绘的一丁点的风情：搬走人家的门窗和墙壁全被砸毁了，黑黄的内墙裸露出来，废弃的家具和建筑垃圾混乱地散落着；一户住在二楼亭子间里的人家，上下楼都被毁了，茕茕孑立的房子成了空中楼阁。就是在这样满目疮痍的情境下，肖家老宅门上刚贴上的红底烫金的福字和送财童子的年画，成了惟一喜庆的色彩。
“希望春节能平平安安地到来。”肖老太踮起脚尖一遍又一遍抚平新贴上的年画，嘴里喃喃道。
顶楼一间空房子里，三弟和他的儿子把一块旧纸板钉在空洞的窗户上。这里原是邻居的房子，邻居搬走后，肖家准备借这间房子吃一顿团圆饭。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能修复的地方尽量恢复，散落的建筑垃圾和破家具被扫到角落里。没了玻璃的窗户，全钉上太黑也不通风，不钉就直灌冷风，两父子找到一块大小合适的纸板，有四分之一的空隙让微弱的亮光透进来。
三个女儿携家带口回来，和往年一样，他们手里拎着的是各家早上做好的菜，都是平日里的家常菜，一排地堆放在走道内的厨房里。四妹和二姐抄起笤帚在顶楼打扫起来，其余的人到邻居家搬空的房子里找寻能坐的物件。
肖家老宅由底楼的一间半房和二楼一间不足1.5米高的小阁楼组成，总面积22平方米。
因为拥挤，以前过节得分两拨吃。今年邻居的搬走，第一次成全了肖家13口人同桌吃团圆饭的愿望。但随着拆迁的逼近，今年春节将是在老宅的最后一顿年夜饭。
但下一顿团圆饭在哪里吃呢？去年的一纸动迁，换来不是18万元的补偿，而是城郊尚不知何处的新住所。
“新家安在哪里，决定了我们后半辈子的生活，所以我们很害怕。”比起母亲不舍的眼泪，儿子的担心更为实际。对于这个月收入不足千元的城市底层家庭来说，交通费是一笔奢侈的开销，住在哪里就意味着就业、上学可选择的范围被锁定在哪里。可他们大多从事服务行业，离开了闹市，找活的机会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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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守岁
文／黄琳
“她不明白上海就业市场有多挤。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女研究生应聘幼儿园教师呢。”
“这儿的路名挺有意思，横向的都是政字头，纵向的都是国字头。国政国政，可惜我这个国政系毕业的硕士生竟然找不着工作。”在上海国定路的一个小吃店里，王军苦笑着对《瞭望东方》说。
SARS之后，他就来到了这片被他戏称为“经世治国”的地域寻梦，因为他的女朋友在上海工作，这让他的轨迹只能在上海滩画圈。“对前途的焦虑比对SARS的恐惧难受多了，哪里还有什么过年的心情！”
随着春节一天天的临近，他的心也在不断下沉。去年的此时，他还是令人艳羡的重点大学研究生，今年呢，他是一个无业游民。去年，他还跟自己许诺，明年春节要给母亲买礼物，用自己的钱，现在呢，身边仅有的几十元钱还是女友给的。这半年来，他还从母亲那里拿走了1200元，而母亲每个月也就只有可怜的300元退休金。
“我觉着特对不起我妈，读书读了这么多年，过了年都27岁了，还要她给养着。”
王军的女友是她的大学同学。为了能和女友在一起，他开始来上海找工作。“没想到就业形势这么严峻。”这半年来，参加了多少次招聘会，投了多少简历，他已经记不清了。最近的一次，他甚至还想去应聘一份营业员的职位。为此，女友还跟他大吵一架，说他自贬身价。
“她不明白上海就业市场有多挤。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女研究生应聘幼儿园教师呢。”王军讪讪地说。
王军在女友处吃住都快半年了，对方的经济压力也很大。作为一个男人，就这么耗着，虽然女友非常支持他，但是王军感觉还是很不舒服。他固执地认为，男人养活女人天经地义，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能力问题。
“过年，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回家，父母也许会理解他，但他总觉无颜见江东父老。
去女友家，对方父母如果问起自己的工作，叫他怎么回答。“我还是在这里呆着吧！看看书，好好准备考博，心里好受些！”“考博”被他认为是惟一的出路了。
王军的新年愿望，是要成为一名管理学博士。他不想再读国政了。
现在他每天看10个小时书，偶尔上上网放松一下。“真的，很像三年前的考研，那年，我是拿着书本守岁的，真有一种悲壮的感觉！那年的年夜饭，是在学校食堂吃的。饭桌上有很多考研的同学，讨论的都是考试的问题，真有一种同志般的情谊。”王军兴奋起来。
“对于我来说，今年的春节，或许是一种别样的幸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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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中国结
文／孙轶玮
一根红绳，三缠四绕；万种祝福，凝化成结。中国结，一个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吉祥图腾，现在正在穷人的手上诞生、传递……
当在城隍庙福佑商厦一个小小的中国结摊位前初次见到小艳芳时，小艳芳既带着点得意又带着点神秘地说，“我不骗你，我叫梅艳芳，跟那个梅艳芳一模一样。”
这个17岁的女孩子，湖北黄梅县人，在家乡辍学后跟随大姐来上海打工。两个梅艳芳，那么戏剧性，小小年纪就开始了体验起生活的艰辛。更戏剧性的是，小艳芳的大姐叫梅兰芳，又一个从小吃苦出身，8岁学艺、11岁登台的孩子。
小艳芳很聪明，摊子里几十种的中国结，她每一个都能说出名堂来。走过路过的客人，小艳芳总是想方设法地留住他们，让他们来看看这些整个商厦里千篇一律的中国结。其实，小艳芳每个月的收入跟卖出去多少中国结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小艳芳会因为自己卖不出去中国结而感到沮丧，她觉得，一样的中国结，别人为什么能卖出去，我就不能……想完，她就更努力地吆喝，更热情地给客人介绍。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卖出的是她自己喜欢的中国结，她会故意抬高价格，让客人不想买，如果客人买走了，她收着钱，还一脸的遗憾。
这样的工作，一个月小艳芳天天做，早上8点到晚上5点，没有休息日，薪水600元。
工作和薪水的差异小艳芳并不是特别在乎，上海老板对她的不信任才是对她最受不住的。老板隔几分钟就来点一下营业的钱，盘问卖出了什么东西。小艳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她说，她文化水平不高是事实，但这跟人品是两回事。
小艳芳来上海已经有半年了，因为没有休息日，所以根本没去过其他地方，每天工作回去，要给姐姐姐夫做饭洗衣服。看着上海渐渐喜庆起来的气氛，她有些忍不住了。
老板说，生意忙，我做老板的都不放假，你放什么假。
她说，你扣我钱吧，我想出去看看上海。
这半年间，除了姐姐姐夫，小艳芳忙碌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交上……一个人走在上海繁华的街头，她小小的背影看上去有点落寞，但一转头，却是一张笑容灿烂的面孔。
她指着一幢高级公寓，自信地说，我以后要住这样的楼！
小艳芳现在的家也在一条有着美丽名字的路上:青莲街。但也一样是异常艰辛的环境。
──和姐姐姐夫一起挤在一家石库门房子的阁楼上，每个月月租250元。姐姐和姐夫睡床，她睡地。小艳芳说她睡觉的时候头对着阁楼的“老虎窗”，有时候心里觉得好苦，辗转睡不着，就抬头看看窗子外的星星，就慢慢会觉得很有勇气，很有希望。
高一辍学的小艳芳打算过完年就去念夜大学，学文科。她很清楚文化的重要性，她来上海的时候，随身带了一本高中英语教材，睡前常翻翻。她说，她知道英语在上海很重要，她不能忘记英语。
从去年8月5日来上海的第一天起，小艳芳每星期要写两次日记，准备写满一年，然后送给自己的一位朋友。在写字楼里当个文员小白领是她最大的梦想。她说，虽然她现在是做小生意卖中国结的，但她一步步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在这个整天站在中国结堆里念叨着种种吉祥如意之词的女孩的理解里，中国结就是“中国情结”──记者惊讶地听到从她的嘴里说出这个词语。小艳芳说，今年回老家过年，她准备带两个大大的中国结回去，不要老板送，一定是自己买。
“象征着红红火火过日子的辣椒串给奶奶，年纪大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结是什么，但只要一看到它的模样，就一定会明白它的意思。然后在家的门厅里挂一个12档的中国结，是最传统、最基本的中国结，因为所有的含义和祝福都在这个结里了──世纪平安，我希望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万事平安。”
听小艳芳说，她卖出的中国结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种“世纪平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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