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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农民调查》，一份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农民、农业再次成为中国当前最让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以说，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农村，中国发展的最大希望也是农村。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带来动力好像已经释放殆尽，农村问题到底要何去何从？为此，凤凰卫视时事开讲节目特别邀请时事评论员马立诚、石齐平先后两期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评论。
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
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一号文件，即今年的第一号文件，是关于农民增收的。由此可以看出来，今天“三农”问题确实已经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这个文件在中国引起很多的讨论，也引起了海外的普遍关注。
一号文件的推出具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宣示性的意义，因为在过去的十八年记录里，每年第一个凸现出来的，大概还没有谈到农业问题。在之前更早，就是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多久，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是谈到农业问题的。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么一个重要的文件，其背景一个是消极面，一个是积极面。
消极面首先指的是三农问题确实在过去几年来，它的严重性不断被各种专家提出来，包括最近在中国内地，这一两个礼拜非常畅销的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实际上也是触及到这个问题。《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十二月首先在《当代》杂志上刊出，一鸣惊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单行本，引起再度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此书的介绍是“听作者锥心泣血哭述农民的命运，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眼泪。”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可以看的出问题很严重。而从统计指标上也可以显示出来，在二十年以前，农村的年均所得跟城市的差距大概是1比1.8，但是现在这个差距扩大到1比3.2，凸现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农业生产对中国大陆整个经济的安定性来讲是很重要，但是现在农业生产率有的时候增加缓慢，有的甚至减产，也引起大家的注意。作为中国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内需。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外需的力道已经拉到相当强的地位了，以至于国际间对中国的出口都有一种排斥的心态，包括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所以，总的来讲，将来就更多的要重视怎么去开发内需。开发内需的政策，在过去五、六年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是积极性的货币政策；国债不断的发行，推动各种建设；利率不断降低。但效果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分配的差距拉的太大了。分配差距拉大，不容易把内需跟平均消费倾向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样提高农村或者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所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积极面指的是：第一，中国国力快速增长，政府的财力也快速的增长。拿去年来讲，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率是20％，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而且这个现象也不是短短一年，过去这几年，在这方面已经有余力来从事一些重新分配的工作了。
第二，对中国来讲，今年采取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现在宏观调控的手段要比以前多元化了，除了减税以外，还有补贴，或者还有直接的帮助，或者是通过金融的方式来帮助农业部门。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选择比较多，操作空间比较广。
第三，这一点可能是真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中国在十六大之后，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上有一种调整的迹象——就是更多的重视社会面。在这样一种大的方向理念调整之下，“三农”问题被中国加以正视，而且采取很有效的手段。这个一号文件，已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一个理念、一个宣示，实质上是针对八、九亿农民所产生的一种实质上的好处，包括财政手段、金融手段，以及帮助这些农民从一级产业转变到第二、第三级产业。
第四，就是比过去更正确的认识到将近一亿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一个合法的权益，给他们正确的定位。
新一号文件的新思路
中国将改革开放作为第一步的时候，确实把农业当做第一步进行改革的。不过当时五个一号文件，是把农村或者农业当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过去在计划管制经济下，坦白讲是没有生产率、没有效率或者很低。后来就把市场经济的机制灌进去，这是从82到86年主要的内容。于是这五个一号文件是单独就农村看农村，就农业看农业。实际上农村跟农业必须要放在整个全国的经济里面看，就这个来讲宏观的格局大了。这也似乎是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一部分的问题，但是怎么看长期，看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长期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恐怕是不够的。农村劳动力这么多，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用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农业部门本身吸收不了，反而还要流出来。工业部分，也许过渡强调高科技产业，而忽略了劳力密集产业，这部分可以做调整，通过劳力密集产业的发展来吸收很大部分的劳动力。另外，劳力部门、服务业也可以吸收。当然，哪怕这两个产业大量的吸收，能够吸收的还是相对有限的，相对于今天整个中国庞大的农村的失业劳动力来讲，有点杯水车薪的味道。
80年代进行农业改革的时候，重点是把农村、农业当做是一个整体来看，单独提高效率跟生产力，也就是把计划经济去掉，把市场经济灌进去，这个在当时是做到了，而且很成功。但是从85年搞工业改革之后，基本上这部分相对受到忽略，如果让同业或者农村直接去跟城市或工业进行市场竞争，自由的去发展的话，农业相对的竞争弱势马上就凸现出来了。就是说，农业与服务业、工业竞争，通常是竞争不过的。这样优势与劣势同时放进一个市场，必然会造成劣势方面的资源不断的从农业部门流出去，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资金资源，这就是我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所看到形势。当资源从这部分挪到那部分的时候，这个部门就开始萎缩了，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在这样情况下，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真正出现了三个偏差，即过度重视工业，超过农业；过渡重视城市发展，超过乡村发展；过渡重视经济发展，超过社会发展。这三个偏差就导致了今天农业、农村跟农民的三个问题。所以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把它放在全国一盘棋，全部的产业一盘棋，一方面要增加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它的收入。另一方面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挪移，就是把这部分的资源挪过去，这个应该就今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定位与精神。
总的来讲，农村、农业是一个个体。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从85年之后经济改革发展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从乡村到城市之后，整个变的更复杂了。所以就出现今天农业跟工业之间的差距，乡村跟城市之间的差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再针对农业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单独的对旧农业或者就农村来看农村问题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新的思路就是在一个横的宏观视野之外跳出来，从一个历史的、从一个时间的角度来看农业，看农村。在中国新世纪的发展中“三农”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定位？这里首先要提到一条，就是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五千年来就跟农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思想，乃至于我们的哲学、我们的感情跟农是不可分的。但是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很显然的因为迁就了过渡的经济发展、工业发展、GDP发展，而农业被不经意的被忽略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思考农业、农村在新世纪发展中整个中国的经济问题，我觉得头一个得从这里面找回它的线索，找回它的根源。
今天不但是城市里，整个社会大众对于农业认为是一个“托油瓶”，它可能是没有生产力，它可能是一个包袱的概念，恰恰错了。农业对中国的真正价值，是没有办法反映在市场价格方面，没有办法反映在GDP计算里面。国际上大家都重视农业、重视农村。美国的总统里根、小布什邀请最尊贵的贵宾不是在白宫，是在他的农庄里。农村跟农庄是工业化科技化社会一个给大家调息的地方，他不但是生态上调息，也是生灵上的调息。所以，我们今天在工业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很可惜把这一部分的价值给忽略掉了。
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
一号文件的重点是所谓增加农民的收入，理论上来讲，增加农民的收入不外三个途径，理论上来讲，不外三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增加，增加的方式就是提高生产力或者效率，这个过去也有做法；第二就是减少负担，包括降低农业税平均一个百分点。中国还有一种税叫农产品特产税，主要是稻米、谷物之外的水果之类的税，那个就取消了，这个是减税；另外，对农民要采用优良的种子，或者是一种机器，给予相当程度的补贴。
在分配上可采用一些新做法，分配上可以有些新的做法，就是在整个社会面进行一种重分配，就是把别的地方的挪一点补充在农村、农业、农民上；还要设法从体制里面找到一些减少浪费的途径。
有一个很简单的构想：就是政府拨钱，让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事环保生态工作，种树、加强植被、治水。假设一个农民照今天的人均所得一年两千人民币，一年如果是两千万农民，乘一下就是四百亿，以今天中国大陆的财产跟国力应该承担的起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种树也好、植草也好都是劳力密集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部分的闲置劳动力通过政府的机制转移到在市场上。虽然反映不出价格，但是对国家长期发展来讲，却是价值连城的一个总体生态环境的布局、一个工程。
从事这个工作除了要有阳光、要有格局、要有视野，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科学，要从事整体的详细的调查规划，然后还要高度的重视广泛的技巧，不能够把钱浪费掉了。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工程，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告一个段落，总体来讲，经济上这些农民的就业问题也可以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慢慢来缓和了，这就是所谓第四产业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第四产业的构想是我们杜撰出来的，因为传统上只有第一、二、三产业，况且这个“第四产业”，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且还必须要由中央统筹，以一个类似像今天我们中国去发展太空的“神舟五号”这么一个决心跟魄力去从事这么一个工作，这样一个做法不但改善中国本身的资源的最佳配制，而且在国际间可以赢得高度的赞赏和肯定，替中国增加很多的形象，因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整体来讲，既能够相当程度上缓和“三农”问题的危机，又能够把因为要解决“三农”问题而不得不去面对的庞大的劳动力，在资源上通过政府做一个一般在市场经济中不太能够想象的到的结合的机会，而通过政府把它整合在一起。
中国农民调查恰逢其时
《当代》杂志去年最后一期发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它切中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一个痛点，而且这个作品写的也很好，很有分量，很具有震撼力、冲击力。
这部作品的出现不是巧合，比如说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这个决定也就是说要统筹城乡发展，还提出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也提出了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是明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各方面要向三农来倾斜。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2月中旬视察河南、山东，讲话的时候也再次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是明年的重中之重。
这样一篇作品在这个时候问世，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篇作品是描述了当前中国农民的困难、艰辛处境，并且探索了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改革的思路，给广大读者，给关心三农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报告，一个详实有利的报告。他自己的创作过程也是非常的严肃而认真，并没有因为是很有资格的老作家就轻率为之，他是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走了安徽五十几个市县调查农民的情况。
很多人以为在中国农民开辟了中国二十五年前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后，中国农民很快就富裕起来了，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不但从那个时候没有开始富裕，甚至变成了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中国农民之所以陷入到这么深的困境里，是跟一系列的体制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而这些体制问题至今有的正在解决，有的并没有解决。
比较突出的乡镇就是摊子布的太大，冗员太多，吃皇粮的人太多，负担不起，再有一个，就是说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农村这一部分有一种歧视，投入各方面都很不够，所以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当然还有各种政绩、达标活动也加剧了农民的负担，还有这些年来农产品的价格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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