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不断扩大，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乡差别之所以如此大根源在于中国从制度上和政策上长期以来对农民进行歧视。

富人越来越富

这份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二点八提高到2002年的三点一。报告说，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调查人员认为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而对农村居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的各种实物补贴，如公费医疗、国家对中小学的大量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据调查，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为高收入人群组收入超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富人越来越富。报告说，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比1995年提高了一点二个百分点。而全国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来自城镇。报告说，相对于1995年，2002年农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组在全国总收入中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

中国西部城乡差距最大

报告发现，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明显。从全国各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达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东部地区最低，为百分之三十七。

报告就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建议指出，必须形成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享有平等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报告建议在农村实行更大幅度的税费减免，甚至完全免除农村税费。报告还建议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富人应多缴税

哥伦比亚大学资深研究员王念祖表示，报告显示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是中国的现实，缩小贫富差别不是要打击富人，而是要强调富人要多交税，要承担社会责任。王念祖说，问题不在于贫富差距有多大，而在于有些人的钱是怎么赚来的。王念祖说：“自己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给自己分配财富，这个社会就要管。”

中国农村需要第三次革命

王念祖表示，中国农村是改革开放后最先进行改革的领域。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他说，他一直鼓吹中国农村要进行第三次革命。王念祖说：“农村也要向国际市场看齐，有很多东西中国没有优势的就不生产或少生产，能够有国际市场、有优势的就多生产。”

王念祖指出，中国农村的劳力需要已经减少，以后会更加少。他认为这些农村劳力应该慢慢向城市流动。但是他表示，不应该跟有些国家比如墨西哥那样放任、没有计划。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分歧

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陈小平从1998年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分析农民问题或是城乡差别问题时的不同在于：法学家强调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讲究起点线的平等，而经济学家重视为了效率，确牺牲了一部份人甚至很大一部份人的利益。

陈小平说：“如果我们能从基本权利的角度来考虑农民问题的话，我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就会考虑有些规则是违反基本权利的、违反社会正义的，如果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就不会做一些事情，比如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农村的暂居证制度以及对农村孩子教育的歧视、流动和工作的歧视等铺天盖地的歧视。”

陈小平进一步指出，这种对农民歧视的根源在于法律和制度的安排、以及政策的制定上。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中提出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如鼓励农民流动、让农民进城、全面开放市场等，他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主体是不是平等，是不是歧视性的。

陈小平说：“如果这个制度是歧视性的，我们应该在规范的意义上作什么调整，作什么改革，作什么变革，这是关键的。如果要把这个东西落实下来就必须从根本上、从法律上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利，这是最根本的。”

解决问题拿不出办法

还有专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虽然阐明了中国贫富严重不均的现实，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并不充足，也不现实；而且中国贫富差距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观察人士说，在中国的不少地区，用民怨沸腾、盗贼风起来形容当地的社会形势已经毫不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