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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些人从四处的胡同里聚集过来，其中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妇女领来了他的儿子，要求我为她儿子拍照。她儿子的头两边的颅骨都深深地陷了下去，颅骨手术缝合的痕迹清晰可见，看上去像一个被捏撒气的皮球，非常可怜可怕。他表情木然地站在我的面前，眉头紧皱着，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他母亲说儿子的头是干活时从很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摔伤的，差点丧了命，脑子已经摔坏了，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但事故后却没有得到合理赔偿，所以她带着儿子来北京上访。她把我们当成了记者，她说她想请我们把她儿子的照片和她上访的情况在报纸上登出来，希望因此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帮助，得到些捐款好为她的儿子治病。我尽量安慰她说，不要太着急，慢慢来。我们虽然不是记者，但我们会想办法把你们的情况写下来发在网上，希望你们能得到社会的帮助。
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向我们提出要求的那个中年妇女的家里。她家在一个高台上的上面，房子比刚才采访的那个女人的略大一点，但也差不多进门就是床，没有什么其它的家具。进屋后，我们只能站在门口。床上还有三个女人坐在那里各自干着自己的事，其中一位是个戴眼镜面相文静大约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她正在床右角的床板上烧水。我们的来访似乎并没有使她们感到意外，她们照样各自忙着自己的事。
领我们来的中年妇女说房子是她们四个人合租的，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她说她过去是个医生，她的女儿被人打死了。她说她知道孙志刚事件，她觉得她的女儿死得比孙志刚还惨，而她却没有办法让女儿的惨死能像孙志刚事件一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得到社会的关注。说着，她激动地从一个纸盒子里拿出她的上诉材料，然后一张一张地在手中翻动着，她始终低着头，眉头紧皱着，面色如同一张揉搓皱了的蜡纸，她激动地给我们诉说起她女儿被歹徒残害的悲惨遭遇。她颤抖着拿出她女儿惨死后拍摄的一沓验尸照片和几张遇难现场的照片。那是一些目不忍睹的图像：血泊中的少女，血肉模糊的头颅，伤痕累累的胴体，白雪皑皑中的血迹……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图像，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没有眼泪，只有愤怒。而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在流泪，为死去的那个女孩，也为那位早已欲哭无泪的母亲。
我们在屋里采访的时间大约半个多小时。在这个期间，房门不断地被人猛烈的敲击着。诗人回地从窗缝隙中瞅了一下对我说，可能要麻烦了，门外的人太多了。我朝外望了一望，门外聚集的人确实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写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诉状。有些人则直接穿着“上访服”，手里攥着状子站在人群中。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一阵阵地高声吆喝着，希望我们出去为他们拍照，倾听他们的诉说。
等老廖采访完毕后，我们把房门打开。人们一下围拢上来把房门堵住了。我们请求他们退回去。在高台下的过道里，他们站成一排高举起各自的上诉状。我在高处拍下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令人悲伤也令人激奋的场面。
我们意识到，在这种气氛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正常采访了，应当提前结束，然后考虑以后采访的方式。但我们被上访者们团团地包围起来，身不由己。人们的上访材料不断地塞到了我们的手中。他们热切地恳请我们把他们的遭遇报导出去，争相拉着我们到他们各自的家里去采访。我们不断的给他们解释：我们不是记者，能力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把我们看到的写下来，想办法告诉社会，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情况。
人越聚越多，他们用各种的方言对我们讲述着各自的悲惨遭遇。然而，众声喧哗，令我们实在无法听清他们的倾诉，我们只能尽力地去倾听。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孤独无助的人们，倾听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安慰。
人们举着自己书写在纸上、布上或衣服上的诉讼状簇拥着我们从狭窄的胡同出来，回到了村口附近的那个较为开阔的三角地带。在这个绝望却依然期待着的上访村，我们仿佛突然一下掉进了一个难以把握的亢奋的旋涡中心。我好像看到了一群溺水的人——虽然我们和他们—样都是现实的溺水者，但在那个时刻，我们却成了他们眼中救命的梁木。他们的期待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无力承担的重负，它迫使我们企图尽快逃离。
就在这时，有人忽然在混乱的人群中高声喊了一声：大家都跪下让他们拍照！接着，女人们哭诉着聚集在一起纷纷跪了下来。男人们则站在她们中间举起自己的状子。他们压抑已久的悲愤顷刻间化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我急忙端起相机拍下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他们不停地哭诉着，呼叫着，呻吟着跪在地上，希望自己的哭诉与呼告能够通过我们传出这个村子，让整个社会都能听到。
这是一堆已经悲伤愤怒到极点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干柴，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令人悲伤的情景之一。干涸已久的眼睛潮湿了，我们走过去，俯身一个个搀扶起他们。我们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只有片刻无言的拥抱。
我们终于在人们的簇拥下走出了村口。在公路边，人们依然恋恋不舍地挽留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倾听他们的诉说。他们凄切地请求我们再次到上访村来，再一次倾听他们悲苦的诉说……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那些悲哀的面孔以及他们身后参差错落的棚舍陋巷在夜幕临近的时刻显得异常庄严肃穆。男女老少手中挥动着的上诉状犹如一面面小小的旗帜，伴随人们热切而悲愤的呼告在早春傍晚的微风中哗哗做响……
保重！保重！
这是我们在那个非常的时刻对那些悲苦无助的人们所能够说出的唯一的话语。
四
越过公路，夜幕已经降临了。回头远远地望去，那些慢慢被淹没在黑暗之中的人们还站在村口向我们挥动着手臂，直到我们和他们同时消失在两边空旷的黑暗之中。
我们怀着极其沉重复杂的心情在漆黑的道路上走着。在上访村对面的桥头，一个女人突然从黑暗中闪了出来，借着公路上一辆辆急驶而过的汽车的灯光，我们认出是那个最初怀疑我们是间谍的也是第一个接受老廖采访的女人。她点着头，一一握住我们的手不断地对我们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唠叨这么长的时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握着女人的手，我感到惭愧难言。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这个女人的谢意？对她以及所有上访村的人们，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方式的帮助，也没有负出什么代价，我甚至不知道我们究竟能够实际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突然的闯入也许给那些可怜的伫立在黑暗中的人们带去一丝脆弱而渺茫的希望。但我知道那一丝希望的萤火很快将被现实的黑暗所吞噬。
现实就像一头残暴的怪兽，它是我们集体的创造。而我们每个人却需要有独自面对它的勇气与力量。作为一个困惑的有神论者，我常常在感觉无力无望的时候想到仁慈的上帝。在我的内心，上帝一直作为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启示性力量而存在，他在苦弱者的内心种下希望的种子，并赋予人们战胜苦难的勇气。我默默地为上访村的人们祈祷！愿上帝的灵降临苦难的大地，倾听那些悲苦无助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告，让罪恶者得到报应，让被侮辱被损害者得到拯救。
记得几天前，商量来寻访上访村的时候，老廖告诉过我，他也从网上看到过那篇题为“谁的眼泪在飞”的关于上访村的报导。我觉得我们是因了这篇文章中的眼泪而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还会不断有人愿意加入到这个流泪的队伍中来，并用他们的泪眼见证上访村的眼泪。
那个倔强的女人又送了我们很长的路。与她再一次告别之前我问她：村里的上访户总共有多少人？她说：有上千人。我又问：你真觉得来北京上访能解决问题吗？她说：有解决的。她列举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上访老人成功的例子。然后我又问：有多少上访户的冤案通过上访得到了解决？她说：一百个人中，会有那么一个到两个吧。她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楚是自信还是绝望。似乎她已经不是很在乎自己是否是那幸运的百分之一、二人中的一个了。在我们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反复说过多次：我已经上访了十几年，只要是活着，不被打死，就要告！现在她依然在重复这句话。她的决心令人敬佩，也令人心酸。
最后，我问她：上访村的原名叫什么？
她说：叫花园村。
她走了。
我忘记了问她花园村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上访村的。
已经是早春二月，在这个曾叫花园村的上访村，我们却没有发现一丝春天的迹象，听到和看到的只是上访户们悲苦、绝望、愤怒与期待的呼告和眼泪。
然而，北京愿意倾听他们的呼告，愿意相信他们的眼泪吗？
2004年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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