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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萧曼：听众朋友，“六四”“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女士日前致函给曾经声援过她们的外国学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同时表示，中国当局于3月28日至4月初利用“文化衫”问题关押她和张先玲、黄金平三位的行动，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构陷。本台为此采访了丁子霖女士。
丁女士对记者说：
我非常愿意把我现在的想法和我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大家。“文化衫”事件本来是十分简单的。就是香港的朋友送给我们“六四”难属十五周年的一件纪念品。而且这个文化衫又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设计的。这五十件文化衫如果我们收到的话，是准备分送给各家难属留个纪念的，这五十件显然也不够每家分一件的，那么能有多少人分到就多少人吧，不就是留个纪念嘛。可是当局呢，反复把这个文化衫定性为违法事件，好像是抓到了一个大案要案似的。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是文化衫，就是要穿的；既然有五十件，那就有五十位难属来穿，穿上以后就要上大街。这样呢，就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再有，文化衫这是香港方面印制的，所以这个文化衫就成了我们同境外反动组织勾结的证据。那么与文化衫有关的这三位难属，也就是以丁子霖为首的三个人，就成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不仅文化衫要没收，还要对我们进行刑事追究，同时还趁此机会抄家。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已经过了头了。
而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我4月6日从无锡回到北京家里，以后又过了两天，见了张先玲女士，经了解，我这才知道，另外一位被抓的难属黄金平根本没有到广州去取文化衫（在我3月25日离开北京去南方之前，本来决定是由黄金平女士去广州的），而张先玲、黄金平两位是在邮政快递分别送达到她们家的时候，她们作为收件人在单子上签了字后仅仅两分钟，邮包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北京国安局的人就脚跟脚地破门而入，向她们出示了预先准备好的传唤证，把她们带到了北京市国安局看守所。接着就宣布对她们“刑事拘留”，又接着抄了她们两个人的家。你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周密！
她们两位的经历是这样，而我呢，也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即3月28日中午，在我上火车回北京前几个小时，在无锡把我带走。下午，又在我无锡家里没有任何亲属在场的情况下，任意抄走了我和我丈夫的文稿、照片。他们的搜查证是在4月2日向我宣布解除“监视居住”之后才让我补签的字。而他们抄家的时间是3月28日下午。
在3月28日我失去自由之后，我就要求他们让我见律师，我要当着律师的面来说文化衫的事，而且要求他们在十二小时之内将我被“监视居住”的情况通知我的丈夫。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他们的拒绝。那么4月6日我回到北京之后，通过几天同当事者难属及有关方面的接触，我了解到很多事实，都说明这次对我们的拘捕行动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构陷，而且作为策划者做得非常卑鄙无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从他们对我的电话窃听中，他们早就掌握到，我本人并不知晓文化衫邮寄的情况，而且根本不知道文化衫是通过邮局寄的。但他们不等我回到北京后再抓，故意要把我阻止在无锡，而且封锁消息。这说明他们对我的处置是早就有预谋的。
第二，他们在对张先玲、黄金平审问的时候，是根据什么说她们违法呢？他们说包裹单上写的是毛巾，而实际寄的物品是文化衫，而且寄件人用的是化名，而且50件的数量也超过了自用品规定的范围，因此违反了海关法。你看这里就有问题啦！如果是违反了海关法，那就应该由海关来处理啊！用不着安全部门的介入。以往，海外朋友也经常给我们寄一些慰问品啊、印刷品啊，有的时候漏进来了，那么我们就收到了；有的时候海关发现了，那么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给我寄一张没收的单子，告诉我里面寄的是违禁品，他们把它没收了。这还都是比较正派的做法。还有的时候，那么海关就进行调查。比如去年我收到从美国寄来的3000份慰问卡，整整齐齐装了一箱子，是通过国际邮局寄来的。北京国际邮局就当着我的面，开封、检查。我当时也不知道寄来的是什么东西。就说，那你们就查吧！一看，原来寄来的是慰问卡，上面写着“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等等，是用五国文字写的。当时他们说今天不能给你，我们要请示上级。这也是一种做法。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又告诉我，可以给我了，我才去取。因为，按“自用物品”，一个人怎么能用3000份呢？我说，你要是这么问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六四”难属，人家寄来这些慰问卡是来安慰我们的。我个人当然用不了这些，但作为安慰，别说3000份，更多也不算多，因为我是要分送给其他难友的。那么，我觉得那次海关也是通情达理的，一周后就让我领回了。
所以，如果说有问题，一方面你海关应该向寄件人去了解，为什么所寄的物品不符？为什么不用真名？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你们可以通过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让有关部门去查嘛!或者，也可以向我们收件人作一些有关的调查，甚至于扣留、没收。这事完全可以由海关来处理，没有必要安全部门来介入。如果海关漏查了，那是海关的事情，这也同我们收件人无关。所以如果要调查，也是属于海关的职责范围，与你安全部门没有关系。这次海关没有出面，安全部门出面了，而且邮政快件前脚进，后脚安全部门就进门了。对张先玲家、黄金平家，都是同样的运作方式。这说明，无论是海关部门，还是邮政快递部门，都成了国安部门合谋构陷我们的工具了。
第三，且不说我们没有拿到文化衫，也没有穿了文化衫上街的打算，即使收到了，穿上这样的文化衫上了街，也构不成犯罪，因为这纯属个人行为，文化衫上印的不过就是1989-2004字样，还有“天安门母亲”这几个字，还有一个图案，就是香港漫画家画的那个母子图。这么些东西怎么就构成了犯罪呢？这犯的是哪门子法呢！“六四”刽子手杀了那么多无辜同胞，至今逍遥法外，继续横行霸道；而“六四”难属要穿了这样的文化衫纪念一下亲人倒反而危害国家安全了。他们说这有可能扰乱社会治安。我不明白，穿上了这样的文化衫，怎样就扰乱了社会治安！更怎么来动摇你共产党的政权！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衫事件纯粹是一种构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无论是我，还是张先玲、黄金平，都是这场构陷阴谋的受害者。
本来，我们并没有向任何人索取什么文化衫，是香港朋友主动热情送给我们的。本来我们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不就是留个纪念吗。将来他们送到北京，我再分给大家做个纪念。但是，他们竟然把这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人为地复杂化了，把它做成了一个圈套，一步一步套到我们头上，而且硬给我们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为这场荒诞闹剧的决策者感到悲哀。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部门，竟然对我们这几位“六四”难属，如此的不择手段，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黄金平是3月31日放回家的，张先玲是4月2日释放回家的，而我真正重获自由是在4月6日回到北京家里。
在这段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发现有很多事实说明这文化衫只是一个借口。他们的目的，短则是想把我们关到“六四”十五周年之后再放我们回家；远一点的是想借此罗织罪名，一举铲除“天安门母亲”群体。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的存在，已经成为他们的心头之患。他们对“天安门母亲”这几个字是又恨又怕。他们实在没有料到，他们抓了我们以后在国内国外竟引起如此大的反弹。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才匆匆忙忙放了我们。可是又想挽回所谓“泱泱大国”的面子，摆脱被动尴尬的境地，所以在4月2日释放我们的同时，又让“中新社”匆匆忙忙抛出了那个对外的英文电讯稿（这个英文稿称：丁子霖等人在境外组织的支持下，从事非法活动，在获取确凿证据后，近日中国警方依法对其进行了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采取报假货名、伪造发货人姓名等欺骗手段，从境外寄送违法物品，逃避海关监管，以及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的事实。警方依法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并教育训诫。她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悔过，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分别在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日回到家中）。对于这种卑劣的做法，我已先后向无锡国安局和北京国安局表示了强烈抗议。这是对我们三个人的又一次伤害。
萧曼：听众朋友，以上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女士向本台发表的谈话。谢谢大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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