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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满北京当局强迫拆迁的北京居民刘安军，遭拆迁公司雇凶暗杀而死里逃生。在求诉无门下上访请愿一年多，但执法部门互相推诿，主副凶手逍遥法外无人问津，乃因官员与拆迁公司勾结，包庇纵容嫌犯，甚至其委托律师也遭到恐吓，威胁将可能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
引发居民强烈不满，愤而采取激烈手段争取权益的拆迁问题，在黑社会人士介入下，采取骚扰、要挟、恐吓的手段驱赶拆迁户，激化各种官民冲突，也经常可见群衆在政府门前示威、静坐抗议的场面。
虽然上访可能被抓、被关，但是，来上访的老百姓却越来越多，在市政府门口，每天都有很多人，不是老百姓心要故意对著干，而是老百姓太冤了，没有活路，只有上访这一条路了。
以下是刘安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内容：
死里逃生成了残疾人
我已上访一年多了，2003年5月12日拆迁公司与黑社会勾结,雇用两个外籍凶手来暗杀我，当时我头部缝了廿九针、胳膊骨折、一条腿失去知觉，从此生活不能自理，没有一点劳动能力。
但中国官员与拆迁公司勾结，雇凶者后来给放了，两个凶手一个放了，一个在看守所，按正常法律手续是可以控诉公司的，但是今年5月10日起诉时法院说，刑事案件不能审理起诉，现在连治疗都没人管了。
检察院明目张胆包庇凶者
上访都是被逼无奈的，像拆迁户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给他吃的是起不了作用的，检察院明目张胆包庇凶者，开庭时两个行凶者已明确招供承认。暗杀行动是由拆迁公司马姓老板，花四千元请他们把我给「做掉」，在中国北方「做了」就是「弄死」的意思，但是马姓检察官在法庭上说：你啥啊！「做了」就是叫声的意思，明目张胆的以「两个犯罪人态度较好，交代问题也较好」为由，为杀人犯减轻罪刑，最后判于惩处，而对被告及计谋杀人的事却只字未提。
公安站岗监视
4月30日晚上，大批便衣警察突然到刘家，没有任何手续，以执行公务为由，开始不准我出门，除了去厠所外，哪里都不能去，我问为什么呢？回答是说「不知道！上级交办的！」我说：「孩子放假要去买东西也不行，不然坐你们警车去也不行，我问：「你们违法啊！」他回答：「违法也是当官的违法，跟我们没关系」
白天五个公安，晚上八个公安站岗,一步都不能离开，两辆警车开到家院门口,对外说是照顾残疾人,其实是在监督，直到5月7日整整站岗七天。
2003年11月23日上海有篇报导，找来十五、六家报社记者到家来，实际上登的内容是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歌功颂德。我正式控告他们非法拘留，可是到目前任何结果也没有，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私自做主，转到哪儿我也不清楚，15区检察院渎职处。
2月25日公诉机关开庭，但29日晚上，还有保安人员到家监督，又用砖头砸我家，报警后警察有来，可是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找检察院，检察院要他们立案，可是到现在没人管。
各部门都互相推诿，找官员，官员说只管案；找法院，法院说检察院公诉谁，我们就审理谁；找检察院，检察院说判了谁我们就惩治谁。实际上这是完全由政府一手操作、策划的，他们就是互相推诿。因为这牵扯到拆迁公司与上级勾结，拆迁公司马文立经理曾公开表示：「他从河北拿了150万元，其中120万元给了看守所公安和政府一些官员，如果他们敢动我，我就全部抖出来。」
所以事情爆发后，其他嫌犯都被关进看守所二个月，主要嫌犯马文立却不知去向，检察院说他在逃。
委托律师也遭恐吓
刘安军委托的刘律师也受到恐吓，他说：「要是真为你打官司，就会跟上海郑恩宠一样，被安上「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两年，所以我不敢接。」
现在主副凶手都没人管，倒是我这个被告，每当到敏感日子就被看起来，像全国人大开会、美国副总统来访、六四，最近又散发消息要整我。我前三次被殴打，都是派出所包庇凶手，因为牛街派出所是北京市的先进派出所。他们为了维护先进派出所的声誉，种种藉口保护凶手做伪证，梁副所长还说：「我就整你材料，整完你我就弄你！」
刘安军五月十二日遭到暗杀，可是牛街派出所和分局都不管，直到八月十日才抓到凶犯和雇凶等四人，雇凶者就是拆除公司经理马文立，虽然都被抓到，但是隔天又说在逃了，明明就是他们放的，他们互相掩饰，说是在逃犯，可是拆迁公司就在我家门口，大家都看到。宣武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志强，还反倒问我「马文立怎么在逃？」
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保
在上访中遇到一位东北人，儿子是哈尔滨交警，不明原因被检察院带走，不久就被打死，又改说是拘留期间暴病死亡，现在在中国不要说又有人权，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保，许多被打、打残的，比伊拉克战俘还可怜。
前天我们又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找领导控告，他们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要我们信访部去反映，最后被公安连拉带踢殴打，高玉清、王桂花等三人当时被打成重伤，他们都是六十以上的老人，六、七只双脚踩著一个老人，真是一点人性也没有，或许你觉得怵目惊心，但这些事发生在中国却是很平常事。
刘安军觉得近年来，各种原因而发起的游行示威请愿活动愈来愈多，据统计一年示威破千万人次，真是扑天盖地，国内媒体评论员也批评，中国已到了穷途末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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