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


    只有真正了解他们才能真正实现维权，然而当20多个农民工代表发言的时候，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
  失去右手臂的陈永刚来了、拄着单拐的陈玉英来了……他们作为农民工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参加日前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主办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只有真正了解这个群体才能真正实现依法维权，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当20多名农民工代表开始发言的时候，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树菡是不多的从头到尾都听下来的学者之一，她说：“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以前我参加过很多讨论第三方权益、利害等的论坛、研讨会，但都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闭门造车，反而把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的当事者关在门外，这次研讨会把农民工请过来很有创新意义。”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协作者”（为打工者服务）组织负责人李涛对记者说：“一开始有人对农民工参加这个研讨会有疑问：农民工能坐在这儿么？即使坐在这儿能说出来什么？说出来能有用么？还有人出主意说把研讨会改称高峰论坛更加气派一些。但是我们的主旨是想为政府部门、学术界、民间组织和农民工搭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共同为解决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努力，这样的会怎么能够缺少了农民工呢？”
  15岁就开始加入到打工者行列的陈茂，是第一次能够到研讨自己权益的会上谈自己的感受：“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幸存者闫小建，那虽经十年恢复仍然累累疤痕的脸和手让人无法回避那份痛苦；河北农民工曹玉清因为恶劣环境下的劳作已经得了严重的尘肺病，他并不希望要国家赔偿的钱，“岁数还不大，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干上十几年”。但是，他真诚地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维护权益的法律和规定，保护更多像他一样，还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工友们的权益。
  “今天好几个相关部门的同志先走了，不走我会好好说说这些部门的职能发挥问题，一些部门官员嘴上呼吁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却没有真正认识到保护职工权利是我们持续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职能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是当前农民工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侵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代理过3000多件涉及农民工劳资纠纷案子的周立太律师讲话直来直去，对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他的概括是“形势不容乐观，现状令人忧虑”。
  他的忧虑不仅仅是农民工参加岗前培训的不到30％、机器设备本身安全系数很低、经营者追求利益时的疯狂，更多的是政府部门立法、执法过程中的不负责任。他说，在2004年1月1日以前，工伤性质的认定过劳动部门手续规定是不得超过30天，“但是现在这个期限延长到60天，什么概念，原来我算过一笔账，一个打工者从决定打工伤的官司到打到工伤认定需要1074天，现在等于又加了30天。一个外来工碰到工伤，一打官司就会被赶出来，没吃没住，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维权就是空放。”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主任鲁英告诉记者，她为一个青年女工打官司，本来可以争取30万元的赔偿，最后官司以厂方一次性给4万元私了告终，因为那个女工根本无法熬过法律的漫漫程序。周立太说，“法律执行起来对农民工不利的还有，劳资纠纷要农民工举证。第一，大多数人进厂就没有能够和老板签合同——不是农民工没文化不愿意，要签合同，就丢饭碗；第二，出了事儿，没有人给你作证，我经历过的一个案子，去取证，和我的当事人一个车间的人都说不认识他，都不敢出来说话，说话就被开除啊。”
  代理了这么多农民工官司，周立太最深切的感受是，对农民工的歧视无处不在，“劳动法是保护所有劳动者的，但是，有的地方法规就毫不遮掩地歧视外来工。上海劳动局就规定，上海本地人工伤二级，残废赔偿60万，同样情况外来工却只赔48900元，凭什么？”
  记者注意到，那些发言讲话在农民工中引起强烈共鸣的专家学者，都是多年来一直深入农民工中间，有切身感受和调查研究实践的，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既有针对性，又有建设性。
  而农民工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希望，也很有代表性。在关于“如何建立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长效机制”讨论中，农民工代表一下子列出了13个问题，包括生产安全知情权没有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企业对安全生产缺乏人文关怀、执法力度不够、工友本身缺乏自信和团结等等，同时也表述着他们的期盼和努力：我们要给企业、政府灌输一种双赢的意识，以身说法去影响社会，加强培训（包括执法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工人本身），工人要加强团结、互助的意识，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与支持，加大安全知识宣传，争取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改善对我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