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忍受这样的导演-中国文化界集体针砭张艺谋
沙林执笔
《十面埋伏》开张后,中国文化界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一个大导演。他垄断中国电影话语和电影市场,盛大歌宴后面是一片狼藉。他们发现十几年前拥戴的张艺谋已不是他们期望的“秦国人”,六国无话,江山一统,中国电影界集体无语,批评不见,何人出头?于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集体采访早想发言的中国文化名人……
张艺谋缺少心灵感受
“这是张艺谋最致命的大问题。”著名哲学家、《中国文明论》作者北野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和文明的,他对我们的电影还很少有古希腊文学艺术那样对人生的感受而感到遗憾,他对记者说:“中国电影的领头羊张艺谋在美的感觉上差强人意。张艺谋总想以小搏大,以巧取胜,在主题上,在人文主线的发展上表现得最充分。他总是找一种压抑,一种畸形现象,认为那就是人性了。他没弄懂,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畸形本身并不是美好人性,写它们只是展示而不是弘扬人性。人生的圣洁光芒是超越那些展示的,她是包容一切腌臜的一种天地间丝丝缕缕又浩大丰富的暖流。张艺谋没有这种形而上温暖,于是只好玩味畸形,欣赏怪调,用这些东西去唬突然而见的中西观众(也会有一定效果,但绝长不了)以为这就是艺术突破,就是人性解放,他感受不到正大悲壮的史剧和反映滚滚红尘中人民疾苦的颤栗之处,这样他就失去一个能够最深锲入人们心灵的角度和机会。
“所以我们每听到他要拍一个片子时都要在心里想,这伙计又玩什么花样,又找不知什么刁角度。他总在人们最深切的感情外面绕来绕去,不知是根本体会不到,还是因为感觉不同而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切文化艺术的最主流。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斯皮尔伯格,我觉得他很难达到斯氏的人文高度,我们根本不要指望他能拍《辛德勒名单》、《大兵瑞恩》这样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片。我能举出一大把好莱坞的导演,他们的片子最后无不是用人类普世的最美好的感情打动世界,瓦解世界,甚至改变世界——过去我们说的和平演变,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好莱坞的片子用“资产阶级的人性主义”,消解“革命人民的斗志”。可见他们的电影力量之大,没有感情的力量,没有他们阐述的“真善美”的强大,这一切都无从谈起,防都不用防,哪谈得上和平演变。所以说,好莱坞片子纵横天下绝不是没来由的。
张艺谋的片子总想讨个巧,本来都是憨憨的人和事,到最后总弄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大包袱,这种巧带来的惊讶,他以为就是艺术,他真的没超出这一切,你仔细看看去。
“张艺谋的片子一言以蔽之,怪调、怪情、怪人,我觉得让张艺谋的称霸中国影坛,真是中国影坛的一个悲剧,是中国电影界整体孱弱的一个表现,也是中国观众整体美学低落的表现。我们太缺少真正的大师了。二十年前,谢晋最有可能成为大师,他的一系列电影都有这样的苗头甚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真正反映20世纪中国人情感的经典之作,像《天云山传奇》、像《芙蓉镇》等,有好几位文化名人说过类似的话,当年看《芙蓉镇》哭了。是它让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灾难和普通百姓的苦难史。一部作品让人想起历史,想起个人逝去的岁月,让人在自己心理升起感动其功伟焉,那是文艺作品真正的意义,就像王蒙说过的,他一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就回忆起少年时的如歌岁月,泪水就上了心头(大意)。可惜天不假时,谢晋师老矣,否则这位有强烈儒家正大庄严美学情怀的导演最有可能升上真正的中华民族电影大师的位置。
如果用音乐比喻,张艺谋既不是贝多芬、瓦格纳那样的宏大庄严的感人圣乐,也不是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带有悲情色彩的伟大音乐家,而只是一个把并不感人、有些滑稽、有些幽默、有些异族风格的小怪曲罩上华丽外衣的音乐人。
他惟一可称为走对路子的电影是《活着》和《我的父亲母亲》。《活着》有余华的小说垫底,他再“创作”也歪不到哪去,就是这样,也有一些评家说,他没有把余华小说中真正打动人的地方表现出来。
《我的父亲母亲》也算是接触了那个年代毁灭真正爱情的悲剧,有许多酸甜悲凉的忆旧成分,可以说是一部很美的散文诗,可惜他没有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浅尝辄止,这样,他就最终与揭示人类心灵的大师绝缘了。
张艺谋曾经针对各种诘难委屈地说,我不拍这个拍什么,电影里的限制那么多!总得要拍总得要活啊!北野觉得,这就有些托词了,牛吃进的是草,给予的总是奶,如果心灵感动,美的感觉随处可见,比如日本的《姿三四郎》系列,在那么小人物身上,在那么无关政治的琐事上发现了人性的多少层次:感谓、温暖、忧郁、同情和苍凉。有这种发现生活的本领才真是艺术家,正像特蕾莎修女说的“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
想想,前些年为什么那么多观众说张艺谋展示丑陋,用野蛮猎奇迎合外国人?其实就是因为他在描写丑陋的同时没有写那无处不在的人性之光,没有慰藉久在浮躁社会的观众对人性呼唤的潜意识。人们的感动会压倒一切的,也会平息怨海嗔渊。不由地想起契柯夫和高尔基两位大师,他们在“谁能过得好的俄罗斯”写了那么多丑陋现象,但没有人说他们猎奇,反而把作为最具人性光芒的大师永存心中,托尔斯泰就更不用说了,俄罗斯人说起他们就会感动。反观一下,咱们的张艺谋,在互联网上已经被骂淹没,扬他和贬他的比例是一比一百。
确实,只有他那样人性感觉缺失才会为那么没有情义的秦始皇高唱什么天下和平,由此可看,张艺谋的在人性主义缺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缺失是难登顶世界电影史高峰的。在这一点上,老电影艺术家罗艺军看得很清楚,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相当委婉地说:“张艺谋的几乎每一部作品,他从事的每一种专业,在艺术形式或艺术内容上,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总要提供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创造。以至他在《老井》中,偶尔客串一次演员,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偶尔客串一次根本不熟悉的西洋歌剧《图兰多》的导演,也获得赞赏。
“那么,张艺谋就没有缺失吗?有时,对一个如果期望成为电影艺术大师的人来说,这种缺失可能带有本质性。这缺失就是,淡化了他踏上影坛之际,那种对社会对人生人文关怀的激情。张艺谋在把握电影形式上是国际一流的,《英雄》、《十面埋伏》创造的视听奇观,绚丽之极。但这未必是美学中的上品。古人云:‘绚丽之极,归于平淡。’张艺谋告别武打片后,是否会归于平淡,向人的心灵进军?”
“他任何行动都带有某种见机而动的目的。”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这样下了一个断语。
“张艺谋从《老井》开始的一系列片子都带有一种追逐时尚的意味,他没有一贯的艺术坚守,他惟一的坚守是色彩。他前期作品能够取悦洋人并打动国人的是人性和人道主义那部分,比如《活着》和《秋菊打官司》,但当他从国外转向国内,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幸福时光》和《一个不能少》就是例证,通过取悦国内意识形态和商家这条路,他走到《英雄》上。这部片子的失败并不是像他说的是偶然的,什么把主角放到了秦始皇身上,而是反映了整个第五代的通病:用审美代替现实的批判。这些当年的年轻人从八十年代初引进的外国电影上学到了形式,而没注意拍什么。张艺谋甚至说过,拍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怎么拍。结果他们以为审美就是艺术,整个一代被误导了,以为搞电影就是玩形式,(这在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比如美术上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个年代我们汲取巴赞的艺术时主要关注他的形式那一部分,而没有关注他更珍贵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部分,而就是这部分理论催生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张颐武觉得这是时代的特殊性决定的,比如八十年代初李陀、张暖忻夫妇有意识绕开内容而多对年轻人进行艺术形式的感染,可能那时形式革命就具有对社会的冲击力,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但现在社会早发展到像狄更斯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一个对中国人民和对中国社会都是最关键的年代,张艺谋还是这么冷冰冰地玩他的色彩,那他的艺术取向绝对有问题。
张颐武说,张艺谋的毛病不在炒作,不在模仿,而在他的片子对人的心灵没有冲击力,就是漂亮而已。
张艺谋不知道艺术上的节省、空白和含蓄,在电影中,他总是把他擅长的漂亮画面反复把弄,弄得人们烦烦的。他不知道美景偶尔一现才是人们紧张之后的最好舒张,你看那世界最好的电影中,不管是非洲苍莽的荒原、还是美国不尽的森林和湖泊,还是苏格兰多云之下忧郁的高原,都是不经意中现在人们最需要时的心灵中。张艺谋却以为画面就是一切,到处种花种什么,把钱花到了无谓的地方(这就是摄影师和真正艺术大师之别)
就是那个花钱敢跟好莱坞大片比的《十面埋伏》,有观众说,除了花海追杀,雪地追杀,和盛唐乐舞,就什么都没了。还有飞刀的特写、竹箭的特写、兵器的特写……同种手法,从开头到结尾,反复使用,“把人们弄得烦烦的”。
一个竹海,用了一次又一次,干什么呢?
“唯画面主义”连唯美主义都谈不上,他哪有沃兹华兹的心灵啊?
于是,画面掩盖不住心灵的枯浅,张颐武说“他是一步步暴露的,到了为杀人者张目的地步,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艺术告诉我们,只要你觉得正义你就可以杀人,而这个正义是谁有强权谁就有理……”张颐武因此质问:“你以前的人性关怀到哪里去了?”
文化学者现在集体对张艺谋说“不”,张颐武是其中的代表。他表达了中国文化界近年的一种集体态度:“在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都是有底线的,比如我们不能拍歌颂希特勒的电影……到了《英雄》,我觉得没有再跟张艺谋沟通的必要了。”
画面是纯客观的东西,如果为暴君铺陈,那真是没指望了。
中国作家们普遍持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个回避中国大事件的导演成为中国电影界的惟一风光,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不能想象美国好莱坞的大导演们在回避了罗马皇帝的残暴、自己总统的荒谬、政治家的阴谋、权势巨头的叵测、科学权威的畸变、精神巨人的传记后还有什么?那好莱坞还能纵横世界就是地球居民的弱智;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欧洲电影没有了革命的描写、现实的不人道、司法制度的黑暗(欧洲的司法制度都能说成黑暗,有些国家的法院艺术家竟能视而不见也太那个了吧)还谈何是跟好莱坞对峙的世界另一支?
“不要以为远离政治、突出个人特色、玩弄一些时髦的技巧就是掌握了艺术的真谛。”著名作家和电视导演赵瑜曾因报告文学《强国梦》、《马家军调查》和电视片《内陆九三》闻名全国,他的作品永远跟滚烫的中国大事件连在一起。他说被中国人喜欢的电影,比如《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钢琴师》、《印度支那》、《穿越疯人院》等经典电影,有哪几部是远离政治的?真正成熟的电影大师不但不会远离政治,而且会通过艺术的手法来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政治,表现政治对人性的塑造和影响力。《教父》表面上只是一部黑帮电影,但它对政治的揭示是十分深刻的。《现代启示录》又何尝远离政治,越战难道不是具有全球影响意义的政治吗?
“我认为,真正的大片,除了讲究所谓的视觉冲击,还应该切入政治的肌体,汲取政治的腥浓血液,以弥补血性和刚性的不足。缺乏政治背景、政治因素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总是呈现出‘软骨病’的症状,艺术手法圆熟,却像一杯温吞水。《红高粱》有伪民俗、伪文化,有狂野的交媾表演,有生造的民歌,但一碰上抗日战争这个刚性十足的政治元素,张艺谋就露了怯,除了展示剥皮的血腥与残忍,他根本没有能力真实地表现一场悲壮的阻击战,于是就只能玩慢镜头,玩唢呐,玩童谣,玩日食,玩色彩。”
在不敢直面中国社会方面,中国作家尤其不看好张艺谋,他们认为,电影界总拿审查制度做托词,可文学界难道面对的是一片题材的自由空间?他们总还尽量在夹缝中为国家、为社会鼓与呼,因此也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和鼓励。
“我就不相信电影界是铁板一块,国产大片《周恩来》、《焦裕禄》、《横空出世》、《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死抉择》……毕竟道出了真实的政治,也大得人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著名作家对本刊的采访很感兴趣,他说确实应该通过针砭张艺谋来说说电影界的软骨症了:“我不太看重张艺谋那种不敢直面人生政治、以艺术的外衣遮盖贫血肌体的所谓艺术电影,即使它曾拿过什么柏林金熊奖。不能因为《活着》受阻就永远弯弯绕去拍那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或者去美化暴君,粉饰苛政的大片,这政治上也太糊涂,在情感上也太没人民性了吧?虽然人民性这个词现在提得不多了,但李白杜甫的诗总还应记得吧,在漫漫的中国历史中,人民在暴君蹂躏下的眼泪还能记得吧?历史上随便一个农妇,她最质朴的政治就是在炕上或灶边哼起《苏武牧羊》或者《孟姜女哭长城》,那不就是中国人最可歌可泣的爱和同情吗?践踏质朴、而回避政治的张艺谋偏要弄出一个《英雄》的政治?在这部片子中,张艺谋干脆只要一个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来做符号,然后天马行空随意乱拍,除了色彩、画面、明星和颠三倒四、逻辑混乱的所谓侠义精神,他再也拿不出什么硬通货。到了《十面埋伏》,他更只剩下一个模仿唐朝气派的牡丹坊和蹩脚的三角恋爱。”
对影视界很熟悉的这位作家说,他尊敬甚至怀念昔日的国产故事片,因为它们不缺钙,有血性,有历史的烟尘在。它们不靠大投资、大明星来制造噱头制造卖点。它们用朴素个故事、真实的氛围、饶有兴味的斗争,质朴的人民性给了那个时代的观众以滋养,尽了自己的使命。多少中国人是在那些影片中明辨了是非,知道了好坏,虽然有的片子历史观并不准确,但总比冷漠、畸形的东西要强。如果要说精神滋养,我敢说张艺谋的片子不仅赶不上随便一部来到中国的美国大片(试问他的哪部片子赶得上《大兵》、《辛德勒名单》、《角斗士》、《珍珠港》、《兵临城下》……)也赶不上那些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昔日的国产片。
总之,张艺谋在精神上对中国人没有贡献,于中国第一的“国际大导演”的名号不相符。
听到国产片将要玩完,只有张艺谋救世的说法时,一位第六代导演对记者说,我们确实很卑微,我们没有钱,没有名气,但我们不要救世主,救世主也太浪费了!《十面埋伏》首映庆典的烧钱“壮举”令人惊诧,几千万人民币啊!这些钱足够拍一部大片,也足够救助多少苦难的人?我们虽然是玩艺术的,但我们的父辈就有下岗职工,我们亲戚的小孩就有无学上的,一个山区小孩的眼神给我的震撼,远超那些大片……这个庆典的钱要是给我们这些第六代,足让我们兴奋得晕过去——我们实在太穷了,即使比张艺谋更懂得电影,也无法吸引投资商的眼睛。如果我有这些钱,我一定先拍一部让人们都落泪、反映民族心灵的大片。
“原以为《十面埋伏》写的是楚汉相争,我很喜欢这种壮阔的历史豪情,谁知花了那么多钱给我们的是两男一女的跑跑追追,太扫兴了,太暴殄天物了!”
一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说,张艺谋真可恨,抢占了那么好的“域名”:“英雄”、“十面埋伏”,都是我们中国古文化的精华文眼,可又拍得那么糟,把好东西给糟蹋了,别人还不能再用了。
著名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是张艺谋的“老对头”,他的剖析曾让张艺谋既重视又心痛。在《十面埋伏》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那天,他坐在以放映地下电影著称的北京望京“猜火车俱乐部”对本刊记者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片子又犯了《英雄》的毛病,外表华丽,内容空洞……同样的毛病一犯再犯,说明张艺谋在结构大片时缺乏想象力。
两年前,解玺璋批评《英雄》触怒了张艺谋,他说出了张艺谋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缺陷:艺术上缺乏原创,内容上缺少人文。
解玺璋说,他当时并没有从主题上“苛求”《英雄》,虽然有许多人说,《英雄》主题是背离武侠,吹捧暴君的,解玺璋在批评前却自我说服自己,替张艺谋开脱,“我们不可能要求艺术家都是思想巨人,古代有很多宣扬封建忠君思想的作品,其主题无疑是腐朽落后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本身的艺术性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鞠躬尽瘁和赤胆忠心,至今仍令人唏嘘慨叹不已,它的艺术性已经完全突破了思想性的局限。”但解玺璋在看过两遍李冯执笔的《英雄》小说文本后,开始动摇了,“小说《英雄》中无疑表露出‘君王圣明,逆者当诛’的主题,李白的十步一杀的侠客精神被阉割了。”但这时,解玺璋还是对电影《英雄》充满良好的希望,宁可相信是李冯的文笔有问题,而张艺谋的电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但当他看了电影《英雄》后,莫大的失望涌上心头。“一次低劣的模仿”,他总结道。
“即使英雄豪情被主题的质疑蒙上阴影,那么至少梁朝伟、张曼玉扮演的残剑和飞雪的一段缠绵爱情还应该是纯净的吧?但在人民大会堂看首映,我竟然首次没有被他们的表演打动,而且越往后演我越觉得他们造作,最后张曼玉的那一声悲吼,却让我莫名烦躁。”(张艺谋是大牌明星的毒药,谁上他的片子谁被砸,梁朝伟、张曼玉形象在《英雄》中被毁了一次,张艺谋后来也承认,没有给这两位好演员演绎的空间,使他们的演技不能得以发挥。这次在《十面埋伏》中,刘德华和金城武被毁得更厉害)
解玺璋又一次体会到了张艺谋电影的本质:没有真情,所有的情感支柱都是策划出来的而不是创作主体的泣泪而出。他当时给张艺谋写信道:“应该说,看完你的《英雄》,我是极度失望的,因为你是一个较有名望的导演,所以尽量把你的这部电影往良好的方向猜想,唯一可以找个理由吹捧你同时又不让自己娱记身份掉价的说法就是,《英雄》是游戏电影的开山之作。因为你的《英雄》像个放大的电玩游戏……
“电影经过了百年的发展,每次科技的进步都没有影响它的存在,这是因为电影本质就是一种梦的感动与释放,写人的故事,说人的真诚。那么电玩又是什么……”
在电影中放弃普通人的感情去追求什么“天下”是够乏味的,“天下”不是不能追求,而是一定要建立在人的感情之上的,与人的感情不背离,就像陆游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中对强大王朝的呼唤,完全是建立在善良百姓的悲苦之泪上的。如果看不到侠是中国古人用个人的真诚与强大的国家势力抗争的本质,看不到这里面内在的强烈的悲剧性,那就说明这个人的美学感觉和根底太浅了。解玺璋有一句话以后成了诘问张艺谋电影的名句:“这是张导演提供给秦始皇的那个逻辑:就因为他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人,我们就可以不考虑天下那些被坑杀、被屠杀的人的实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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