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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百柯
泛泛而谈，70年代人，大多很“经济”，也很“物质”，“白领”是他们懂事起就追捧的生活方式，但他不；选择公共知识分子生活，他与60年代人，或者更早那代人也不一样。他的思想平台不是纸和笔，而是网络。有人把他及他那代人的思想姿态喻为——
王怡用心地品尝着手里的卤鸭舌。
成都白果林小区旁的“红锦天”火锅店，是他和朋友们多年的“据点”。每当“有朋自远方来”，王怡就将朋友带到这里。他说这是他多年来吃到的最美味的鸭舌。
长期“忠实”于一家馆子或一道菜，对此，王怡也能阐述一番“道理”：“自由主义者，总是程度不一的保守主义者。即使在个人偏好和餐馆选择上，也不喜欢频繁更换。我多年来在一家固定的面馆要二两牛肉面，直到它拆迁关闭。”
从2000年迷上网络，4年后，王怡被很多网友称为“网络意见领袖”。
有媒体刊出他的照片，于是，他常出没的“关天茶舍”网上，立刻有网友发言：“王怡比我想像的胖多了。我以为思考者都是瘦子啊！”
的确，这个思考者不瘦。事实上，他的朋友们直接就叫他“胖子”。假如这位对“思考者”有着固定想像的网友和王怡接触一番，他会发现，这位思考者不仅不像很多思考者那样尖刻，相反，他十分温和。
“他是个温和的人。”王怡的朋友李勇一再强调。
王怡的另一个朋友何宜描述：“他随时都笑眯眯的。他的平和发自内心。”
四川三台人王怡，现在自由而平静地生活在他所喜欢的成都。他每天的生活被他概括为七个字，“上网、看书、写东西”。当然，还得加一个固定习惯：每晚12时以后，看一部影碟。
每隔两天，王怡总会逛一趟碟市，为他卧室里已经拥挤不堪的电影收藏再添加一些；隔段时间，他会逛逛旧书摊，“淘”些好货色充实他客厅三面墙前顶天立地的书架。
他在成都有一帮朋友，按他的话讲，“既是思想上默契的朋友，也是最典型的酒肉之交。”他们的聚会，通常选在小饭馆、茶铺。他们相互开玩笑，也分享思想的喜悦。
王怡的朋友冉云飞，特别欣赏王怡身上的“平民主义倾向”。“他身上有那么一种温情，那是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冉云飞说，“对生活保持过分矜持的态度，一定是有问题的。人要有趣，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那天在“红锦天”火锅店吃饭，王怡郑重告诉朋友们，他毕业的那所大学，在成都郊区新建了校区，近日学校以周边食品不卫生为由，不让学生出校门。而真实的动机是保证新校区的后勤利润。王怡说，他为这样的母校感到羞耻。他准备联合这所大学毕业的同道，签名抗议。
这就是王怡。看着师弟师妹们自由选择“吃”的权利被剥夺，他会发言。看着任何人的任何一点儿自由被剥夺，他就会有发言的“冲动和渴望”。但他马上强调，这种“冲动和渴望”，不是来自血液，而是来自理性。
“知识分子的武器就是观念，你必须用观念去战胜观念。”王怡说。
王怡的观念是，持一种“保守主义”立场，这是他所研究的宪政主义的核心。“保守不是守旧。保守主义的本意是保守一种自由的传统，哪怕这个传统微乎其微。保守每个人眼下的既得权利，即使这个权利再渺小，也不能在整体性社会变革的名义下，随随便便把它牺牲掉。保守主义者的牛脾气，体现在他死死抱住一种具有正当性的个人权利。除非有更加正当和必须的理由，除非得到一种司法的承诺和必要的补偿，否则你说一万句好话——不给；你吓他说不给就把你宰了——还是不给。”
在表达这种立场时，温和的王怡会有一股狠劲儿，所以他会用“宰”这样的词。他特别欣赏北京的一个学者，在一次签名活动中，这位学者想了很久，以致晚上彻夜难眠。“最后，他说，‘妈哟，管球得多，老子签了！签了又啥子嘛？”王怡用四川话模仿了这位学者的想法。这种“豁出去”的感觉让他很“爽”。
王怡觉得这样才配称“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从来不顾念个人利害，而是在某些关头，做事不讲得失，只讲内心的信念。“按我们四川人的说法，就是‘脾气来了’。对，就是这种中国士大夫的‘脾气’。”
王怡的朋友李亚东说，王怡有一种很多自由主义者身上所缺乏的对故土的情怀。这个“故土”，是三台，是四川，也就是文化中国。“他的名字，‘怡’，就是‘三台’嘛。他的宪政主义主张、他的抨击时弊、他的组织签名，都是因为对这块土地有感情。很多人‘看穿了’，所以不愿意去做事，只追求个人的自由。而王怡是乐观的，积极主动地去做很多事情，有时候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这一点上说，我敬佩他。”
李亚东曾去孔子故乡曲阜旅游，回来给王怡带了一尊孔子像。王怡很高兴，但告诉他，自己还不准备去。因为曲阜代表着一种“传统”，是圣地，不能随随便便就去。去，就要像当年徐复观那样怀着敬畏之心去。
在“关天茶舍”上，曾有网友发帖子“我眼中的关天之最”。其中，“我最佩服的人”一项，赫然是王怡。“因为他敢说我不敢说的话，而且非常犀利。”
31岁的王怡，对自己生活的现状是，“基本满意”。8年前，他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分配到成都大学教书，最多时，一周要上20多节课。当然，现在他一节课也不用上了。学校中断了他的续聘。
王怡也极端反感现行的学术体制。“我决不和它沾边”。可这意味着“如果我不想要这个资源，我还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吗？”
王怡渴望过一种知识分子生活，他更看重精神生活，但这和世俗生活有冲突。“当时生活压力非常大，不断得要搬家。”后来，他选择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结果“发现自己不能做这个，受不了那种生活”。
2000年之前，王怡基本上与世隔绝。是互联网为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对他来说，网络为他联通了三个世界：国内传媒、海外中文世界、知识界和思想界。
王怡坦言，假如没有互联网这种资源，他或许由于反抗学院体制从此告别“知识分子”，或许被迫接受学院体制，至今仍在其中“受阉割”。
网络成了他思想自由呼吸的精神憩所，与此同时，他的世俗生活也终于安定了下来。2002年，6年中第六次搬家，不过这次终于搬进了夫妻俩自己按揭的房子。
房子只有50多平方米，一室一厅。但他终于为哈耶克、以赛亚·伯林、马克斯·韦伯们找到了书架；为数千张影碟找到了碟架；为朋友送他的“中国大陆第一法槌”纪念复制品找到了摆放之处；为他请朋友写的“抱残守缺”条幅找到了悬挂之处。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他终于为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找到了“家”。
王怡珍视“抱残守缺”这句话，不仅由于他曾一度迷恋道家，更由于这种精神和他所坚持的宪政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当“抱残守缺”被大众视为一个贬义词，代表着固步自封时，相反的褒义词就是激进主义，包括乌托邦。在这种大众思维中，残缺、不完美的东西通通是没有价值的，应当被“革掉”。但王怡认为，这些东西及它们所代表的“传统”恰恰是有价值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正是在这些“传统”中，一点一点地生长出来的。
王怡在文章中写道：“我觉得当代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让‘中国人的权利’成为一种鲜活的、正在生长的传统，就像小商店门口挂的牌子，写着‘正在营业中’。”
王怡身上的“标签”，除了互联网，还有“70年代”。但他的朋友汪建辉不太认同此点。汪建辉说，第一次和王怡见面，就觉得他和自己所认识的70年代人不太一样。“他更像我们这批60年代的人”。因为，在汪建辉的印象中，70年代的人更“经济”，更“物质”。从懂事起，“白领”就成为他们追捧的生活方式。而王怡身上，明显多了60年代及之前那代人身上那股理想主义的劲儿。
另一个朋友张心武则认为，70年代的王怡，和60年代的人，还是有差别的。“60年代的人，内心中多少有些暴戾之气，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就充满暴戾。而王怡不一样，他讲理，即使不高兴，他也是轻松地、微笑着讲理。他从来不会斩钉截铁，不会咬牙切齿，也不会不屑一顾。他的力量表现在他那种韧性的坚持。”
张心武认为，60年代人思考的更多是一些宏大的问题：群体、国家、人类，而70年代人的思考离个人更近。“像王怡，他更关心每个个体的痛。宪政思想表面上很大，但其实是一种很朴实的真理，首先就是对个人任何一点儿微小利益的维护。这一点上，王怡跟我们比，很可贵。”
王怡的日子，看上去比他那些60年代的“老哥”过得更自在、也更“滋润”。虽然收入不算多，但从他脸上永远看不出“清苦”。他的生活状态保证了他精神状态的放松，也保证了他韧性地去表达他的观念。
王怡的母亲说儿子从小就是“拧着的”。如果要劝他多吃饭，不能直接说，得反过来，说你不要再吃了，他就会多吃。
上中学时，老师让王怡当班干部，他当了两天就不干了。但在随后的公开竞选中，王怡不仅参加，还以精彩的演讲得到最高票，重新当上了班干部。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喊我当的，我就是不当。这次是我自己要去的，大家认为我可以，我就当。”
王怡的父亲在儿子上大学期间去过他的宿舍。“哎呀，到处都是书，床底下塞满了，床边的角落也放满了，床上搭了几层板子，只留了一点儿睡觉的地方。”
那会儿，父亲对他所买的书很有意见。“哲学、历史、思想史、武侠，什么他都买来看。我心里总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啊？这些和你的法律又没多大关系。”
但现在，父母很关注王怡发表的东西。看过之后，父亲感叹：“嘿，结果你还别说，他那会儿看的东西全部用进去了，连金庸什么的也是。”
借着金庸，王怡笃定地表白自己的立场：“我最后的想法是做一个批评者。我只赞美自由和我爱的人。因为人间有一把屠龙刀，所以我选择永远站在倚天剑的那一边。”
雷立刚是王怡的大学同班同学，自称性格很糟糕，但他很难对王怡发脾气。“因为这家伙脾气实在太好了，我找不到借口骂他”。 长期以来，雷立刚感受着王怡的“宽和”，但同时，他也明显感觉到，这家伙是“宽和”和“固执”奇怪的综合体。雷立刚并不认为，王怡这样完全靠写作为生是一件好事。
“我劝过他，当然，他不听。”雷立刚无奈地说，“不过，这不影响我喜欢他做的回锅肉。”
——载2004年10月13日 《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封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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