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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的采访故事
日期:10/21/2004 来源:华岳论坛 作者:赵江 青岩

  为了让郑某不再生气,袁芹嘴里答应去做了孩子,但临去医院时,又推三阻四一拖再拖,拖足了9个月,孩子就要降生了。
  郑某只好将袁芹送进了妇产医院。两天后袁芹生下了一个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了,可在此期间内,郑某一直没有露面。
  袁芹心想,自己毕竟只是郑某偷偷养着的“小老婆”,郑某不敢在公开的场合里来照顾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着牙抱着孩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所谓的“家”,谁知门锁换了。抱着孩子再去餐馆,餐馆的门也关了,郑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恶露还未干净,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幸好她的手头上还有一点钱,从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了下来。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泪洗面。哄睡了孩子,满大街小巷去找郑某。哪里能找得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处去询问一个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带着尚未满月的女儿回到了花园村。房子还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顶下却又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们顿时有了谈长论短指指戳戳的话把子。袁芹的母亲只恨自己耳朵不聋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时候,将自己吊死在破屋顶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亲死后十多天里听到有关消息的,当袁芹的邻居带着一副不屑的口吻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痛惜韩桑之死的低落情绪里。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当脆弱,建议我暂不要去采访袁芹。否则,我又将要陷入一场难以自拔的悲愤之中。然而,对于这样的陷入,我不愿回避也不能回避。一年多来,我像是受了一种力的牵引,城市乡村,车站码头,到处与人交谈,听人倾诉,陪人落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它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你们妇联也帮不了”,她在听了“我是文联某某”自我介绍后,把我当成了妇联的人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区一项很古老的祭祀活动。传说人死了,灵魂站在望乡台上一时不忍离去,回头望乡时,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处。等去阴曹地府报过到,须得再返回来将眼光讨了去,顺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讨眼光。这里的人们是非常看重这项活动的。在讨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猫不能跑,人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点了油灯,静静地恭候着。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尽管袁芹说:“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马上就有人来———没人来我也不会害怕。”但我还是看出了,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儿家很少有不害怕单独守回煞的。
  吃过晚饭,袁芹将装了7只熟鸡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儿放到家门口,然后便点了香油灯,和我一起坐到了内屋。家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都不能说话,这是规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头发很好,却被剪得很短,豁豁桠桠的,像是她自个随便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维还比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儿怎么也撑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竟冲起盹来。快天亮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还劝她不如算了。近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任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尽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认识,尽管袁芹也知道我这个“妇女主任”不能为她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天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儿她谁也没告诉,村里没有她的亲人。邻居们看见她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破草房的门没有上锁———她是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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