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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调查发现，也不乏有工作做的非常好的村庄，河南省上蔡郭屯在以吴中仁为首的村医生负责任的工作下，从去年发放免费药物以来，就没有病人死亡。病人情绪稳定。他们送药到患者手中的做法，已经开始在河南省推广。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好坏，病人死亡率下降是直接依据。另外一些如村新蔡县东湖村，尉氏的水黄村和屈楼村，今年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病人情绪基本稳定。
然而像沈丘的小李庄和郸城的冷庄，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10%左右。尤其是小李庄，作为省38个重点村，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病人的救治工作，情况依然非常糟糕。仅今年6-8月就有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一例死于严重肝坏死，一例死于严重贫血），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
为帮助河南部分地区克服抗病毒治疗的困难，作者2004年3月在从河南调研回来后，4月份，在澳大利亚国际艾滋病组织的支持下（AFAO），作者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村医生的培训班，来自河南省柘城、睢县、尉氏、沈丘、新蔡、上蔡、南阳、临颖的近30位村医生参加了培训[图].在这次培训中，作者就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与村医生进行了广泛交流，并针对目前的问题请专家进行了认真讲解。同时，作者还印制了6000册“农村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教育手册”和“农村村医生实用治疗手册”[图]，到农村广泛发放，并给村里的艾滋病病人讲课。在后来小李庄的巡诊中，应村民的要求，作者给村里的艾滋病患者讲了一堂课[图]，题目为如何正确使用抗病毒药物，听完课后，许多村民告诉我说，“张大夫，你将的与防疫站医生讲的怎么不一样呢？”。那我说，那你就听我的吧。以后在村里的时候，病人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张大夫，我的药管不管吃（能不能吃）”，有时后，我也很难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患者目前的免疫状况。高兴的是，目前已经大部分地区有了流式细胞记数仪，可以帮助判断病人是否可以服用。
客观上讲，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起步较晚，许多东西还准备不足，目前的农村抗病毒治疗犹如“在一个沙滩上要建一个大楼”。但问题又确实紧急，我们甚至连打“地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病人在不断的死亡，需要“救火”。虽然农村抗病毒治疗存在一大堆的问题，但我们也看见，在局部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地区，病人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治疗后，病人的死亡率已经从高峰的2002年的5.67%下降到2003年的3.97%，今年截止8月底统计病死率仅为1.91%.但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如小李庄，截至8月底，今年已经死亡超过10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2.中医药，农村艾滋病患者的期待
祖国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长期的医学实践证明，祖国医学在治疗各种凝难杂症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因此，我们相信，在艾滋病治疗方面，传统中医药也一定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多年来，我国学者在中医治疗艾滋病方面进行不尽的探索，并做了大量工作。中医基础研究部门率先在国内就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对我国现有的植物药物资源进行了大面积筛选，从中发现许多对HIV有抑制作用和在改善免疫方面有独特作用的植物药，为以后的艾滋病临床治疗提供了物质和理论的基础。
但我们看到，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我国农村的推广应用一直比较迟缓，到目前为止，仍无大的进展。广大农民患者非常喜欢副作用较小又实用的中药治疗，而对副作用较大的西药抵触情绪较大。如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病人，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药物后，目前有20%的人在服用抗病毒药物，80%的人在服用中药，但患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今年该村只有两名患者死亡。当然，到目前为止作者并不知道该药物的组方和功用。
由于农村没有正规化的中医治疗，“游医”便在这个地方泛滥成灾。各种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在农村大行其道。一名“游医”在河南省小李庄说能治疗艾滋病，让病人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大缸中长期洗澡，说能治疗艾滋病[图].这些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不仅不会治疗艾滋病，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延误了患者的治疗。就其原因，因为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在这里为患者服务，才使他们大量的相信了这些“游医”。
由于农村艾滋病目前太依靠西医治疗，而技术和力量的准备又不足，加之患者对药物抵触情绪较大。因此，短时间我们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尽快推广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目前的不足。祖国医学历史悠久，人才充足，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目前在艾滋病防治中，我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简单的西药治疗上，国外相比，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资源，更多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中医药应尽快走下去，为广大的农民患者服务。
80年代至今，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派出多支中医医疗队，帮助非洲人民治疗艾滋病，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受到非洲人民的广泛赞誉。许多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在治疗后，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生命得到延长。然而，当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灾难时，很长时间我们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医疗队到河南去进行援助，我们到底怎么了？难道我们自己不需要援助？恰恰相反，我们自己的人民更需要援助！
大规模推广中医药在农村的应用，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西药的投放量，节省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因药物副作用和检测带来的医疗费用浪费。同时可以为西医治疗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延缓可能由于大规模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大规模药物抵抗（耐药）。
中医治疗，在农村大有作为！
3.村医生，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虽然在河南的艾滋病防治有很多困难，有许多障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有许多有生力量——村医生。他们将可能维系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微弱基础。2004年5月，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时，在上蔡郭屯的诊所遇到刚从河南医科大学医学专科毕业到这里的一位年轻的村医生张贵阳。我问他，“为什么要到村里的诊所来进行艾滋病工作？”。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国家灾难”。这话能从一个村医生的口中说出，让我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正是有这么一批好的村医生，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工作，支撑起河南农村艾滋病防治的脊梁。
沈丘县董营村董振功医生告诉我，60年代河南省曾经流行疟疾，在进行疟疾的防治时，村医生的口号是“发药到手，服药到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补”，足见当时村医生对疾病防治的责任心。为了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董医生曾多次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改善村室条件，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他良好的愿望仍然只停留在报告上[图]，村室改善仍遥遥无期。河南南阳十里铺村的王龙霄大夫[图]，2000年在北京接受培训后，回去后进行了广泛的艾滋病宣传，五年中，他关掉自己的诊所，只看艾滋病病人，他不但自己印制艾滋病宣传手册，还在自己家中开办艾滋病热线，义务为村民进行艾滋病咨询服务，在当时，所有远近的村民都知道南阳有这么一个医生会看“卖血的病（艾滋病）。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夫妇[图]，为艾滋病工作，每天几乎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几乎是夜以继日的工作。屈楼村的韩刘生医生，将自己的儿子培训成艾滋病专业医生，一直专门为艾滋病病人服务；河南上蔡县郭屯的吴中仁大夫，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并没有只顾自己，一直坚持在诊所为村民服务，其卓越的工作已经是该村的艾滋病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临颖县瓦店乡的彭建福医生、晁丙辛医生、张付超医生等[图]，他们都在为艾滋病防治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是有这么一批有责任心的村医生，支撑着我们农村庞大而又繁重的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然而，他们的报酬和条件确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还必须坚持下地种田，有的村医生诊所条件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收入入不敷出等等。在作者接触的无数村医生中，大多村医生都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部分村医生怕看艾滋病其他病人不来就诊，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在正在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村医生，由于队伍不稳定，自己也有一定担心。
然而有的地方确在做着打压村医生的工作。为了艾滋病的治疗，河南省上蔡县程老村医生赵平福和本村的其他四个村医生，2002年主动合作，自愿将自己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为艾滋病服务。然而新的村室建立后，来了大批医疗队，将其中四个村医生赶走，只留下赵医生一个人。但由于医疗队对该村不熟悉，还得靠村医生，故大部分工作仍放在赵医生身上。目前，赵也辞职不干。小李庄村医生李忠祥，是一位业务能力较强，有责任感的村医生，2003年在村卫生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卫生所采购的阿莫西林是假药，出于责任心，他迅速向村支书揭露此事。然而，他的正义行为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卫生室开除。
目前，在一些地方由医疗队替代村医生的做法不宜提倡，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从长远持续地发展，必须依靠村医生。一些下派医疗队由于业务不熟悉，对村民不熟悉，很多属于短期工作，工作并不安心，并不利于目前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下派医生只能帮助村医生工作，决不能喧宾夺主，替代村医生的工作。
在河南，许多村医生对目前的“五个一工程”和“七个一工程”很有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样浪费太大，并没有必要，政府应该把钱花在紧要之处。他们认为，一般村室只要能整修一下，可以进行工作就可以，重点是加强村医生培训，提高村医生的能力，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尤其是要加强村村医生的责任心方面下工夫。
大多数重点村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工作量太大，待遇太低，以程老村为例，最多每天输液多达70-80人，最少也有50人左右，每天早晚还要送药到患者手中[图]，而且没有周六与周日。而且经常因为病人不理解而承受无尽的委屈。然而，目前每月工资只有五百元左右。许多乡村医生都认为，这样的待遇他们迟早会放弃目前的工作而离开诊所。
河南省南阳村医生王龙宵在一封致市委李书记的信中坦诚目前村医生的苦衷，王医生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他们有责任帮助国家做好基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就目前的处境和待遇，使他们很难坚持工作。并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苦处。
同时，上蔡郭屯的吴医生认为，对于工作干的好的村卫生所医生，应适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如他们目前的努力工作，使政府每月投入的药物费用仅在一3000-5000余元左右。仅为其它村庄的1/4到1/5，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但他也坦承，目前的努力工作，退休之后怎么办？后顾之忧无法解决。
虽然有这么多的苦衷。然而，五年中，作者与许多村医生接触中，让作者感到吃惊的是，与在目前城市中大多医务人员还对艾滋病歧视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村医生歧视艾滋病病人。几乎所有的村医生都表示，只要政府支持，他们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即使停下目前的工作也在所不惜。这些村医生，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些村医生在向我谈起村里的艾滋病病时，泪流满面，他们在为看到自己的村民死亡而不能予以救助感到内疚。
50-70年代，我国合作医疗制度为我国基层培养了一大批有责任心的村级医生，随着80年代后大改革开放，合作医疗受到冲击，村卫生工作受到冲击，农村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有生力量还在，只要政府愿意扶持他们，他们仍将能为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提供有力的保障。村级医生是我国农村传染病防治的基石，政府应该在各方给予他们以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之忧，加强培训，相信这支力量，一定能像50-70年代一样，支撑起农村传染病防治的脊梁。河南省冷庄的刘医生告诉我说，目前这些村医生若能够组织起来，力量将十分庞大，他们的力量足以改变目前艾滋病防治的不利局面。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城市中医务人员，大多都忙于考学位，晋升职称，已没有人愿意到农村去为艾滋病病人服务，医生的道德素质正在全面下降，大多数对艾滋病仍然有恐惧甚至歧视。目前，以我所接触到的城市里的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在河南这里发生了什么，甚至是艾滋病专业人员对这里的情况也了解甚少。五年中，我多次去河南，但我发现在这种大面积的灾难面前，几乎没有从城市来的医生愿意在那里服务，大量的医务人员对这里的情况采取冷眼观望的心态。
五年来，作者跑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并利用一些项目的支持，在北京免费帮助河南培训了近100人次的村医生，许多村医生目前已成为这些地区艾滋病防治的骨干力量。然而，这些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医院的承认，还长期遭到打压。2004年3月，作者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到河南去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帮助那里的艾滋病患者和村医生。医院不但不批准我的请求，后来还扣掉我的津贴，工资，停止了我的职称晋升，并扬言如果再去，就要开除我。作为国家的大型传染病医院都是这样，我们还能期望普通医生做些什么呢。
作为传染病医生，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事件时，我们应当冲刺到最前线，到那里去为人民的健康服务，60-70年代，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下到基层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而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视之，我们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受到了非洲人民的欢迎，而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在遭受艾滋病折磨时，确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虽然目前只有作者一个医生在这里奋斗，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会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
感谢：
感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医学系俞志远博士为该文章提供的部分资料查询，感谢河南部分村医生和艾滋病患者为该文章提供的协作调查，他们的工作对该报告的形成具有同样贡献。特别致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中英艾滋病合作项目（UK）、澳大利亚联邦国际艾滋病组织（AFAO）在2000-2004年间为该调查工作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资金支持。
更多信息请联系：张可医生
通信地址：北京佑安医院，100054；Email：zhaky@263.net；电话：13910075002
本文所提感染者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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